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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爱松、姜东霞对话:它的忧伤,来自于它的久远
    • 作者:段爱松 姜东霞 更新时间:2017-11-30 10:42:52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483

    我喜欢流水从高处飞扑下来时,落在石头上或曲折迂回之后,再向前流淌的那种叙事的阻滞感……”(段爱松)。他说的是一种“异质”感。于是,我们的对话似乎从这里开始。或者更早一些,不同的夜晚,不同的雨天和时间,如同梦呓,好在有一个类似于参照这样的物体——交谈中的彼此照应。自由而散漫的对话记录下来,更多的是瞬间对文学的感悟。也是我在写作《崖上花》和另外几个中短篇时和他对话的感触。

    段爱松: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有份浓郁的气息,让小说哪怕是最细微的场景和细节,都呈现出强大的原生力;也让个体命运与人生际遇,在单纯与繁复的时代扭结中,衍生出光辉的挣脱感与追忆感。这是可以直接从作品内部打动人心的力量。《崖上花》是不是也在追求类似的气息。

    姜东霞:这个“原生力”,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属于自己的再创造的能力。或者是只属于“此”的独特的自由想象力,一种与生俱来的禀性的自然呈现。

    普鲁斯特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我喜欢他作品中久远年代中扑面而来的现代感。有人称他的小说为“贵族”叙述,除却他小说呈现的内在力量,也许跟他对每一个事物的描述有关。或者每一个事物都弥散着他带来的气息。

    我想每个作家都有自身的气息,或优雅或鲁莽。

    忧伤的记忆是属于那个特别的时代、特别的场景的,这是《崖上花》久久萦绕在心头的东西。如果时间、田野、山林、水流......都有记忆的话,它们一定与我同心。

    段爱松:你说得让我感动!

    姜东霞:普鲁斯特寻找到了一种特别的“改变了事物的符号”。他笔下的事物发出的光,与作家内心把握着的世界的想象有关。

    段爱松:是的,就像《崖上花》里的所有事物,也是你可以握住的想象。

    姜东霞:我不敢说你说的那种把握,我只是如实地呈现了——我想应该是我对那片土地的另一次投射。或者恰好相反,不是原本的土地和记忆,是全新的事和物的一次重构。

    我一直在想现实与虚构的关系,或者说怎样才能将现实的事物变成虚构?

    段爱松:其实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或者你已经在《崖上花》中这么做了。有一种东西它可以不存在,但是当你找到了一种平衡感,那么,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存在了,哪怕是一个烂句子。道理是一样的,重塑一个自己想象的世界,使之与现实形成交错和攀援,能让轻的变重,让重的再变轻。

    姜东霞:卡尔唯诺说尽量减轻小说结构与语言的分量。保尔·瓦莱里也说,应该轻得像鸟,而不是像羽毛。他们谈及的都是重量。这种举重若轻的写作,滴水漾动的轻,就诗歌或小说的质感而言,都是难以到达的。我常想“轻”到底是指外在“技术”,还是作品的内在结构。

    段爱松:无关乎内外吧。我想这或许是一种深思熟虑,可以触摸的有生命力的轻。薄如蝉翼,既是语言的,又是作品内部的,也是趋于透明的。

    姜东霞:透明的语言,透明的叙述,这个太高了。可是我们往往如石头滚动,既笨拙又坚硬。

    段爱松:那是一种写作追求。不过,作品总是语言先行。我发现你对语言有点“洁癖”。

    姜东霞:语言“洁癖”,好像是诗性的生命状态。我只是想有一种诗性的准确表达。这个很难做到。我惧怕挑葱卖蒜一样的方式和表达,感觉整个还没有脱离“生存”状态。一个写作者可以处在生存状态,这个无可厚非、无法选择,但是文字是可以选择的,是要远离“生存”的。试想如果文字处在“生存”状态,我们能够从中获取什么。无论对小说或是对读者,都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几乎是破坏性的。

    段爱松:《崖上花》穿插了歌谣和许多地方谣曲,开篇:“猫三哥哥,快来救我,狐狸拖着我,已经翻过了第三座山坡……”这些复沓忧伤且意味深长的谣曲,融合在整部小说素朴轻盈的基调中,共同构筑了一种叙述语言的新美学风格,为这部长篇小说涂上了别样的色彩。小说的语感似乎被带动,有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诗性流动。

    姜东霞:是的,好忧伤。当我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过去的时光重回我的生命,那些温暖而忧伤的日子,仿佛还在昨天。可是讲故事的人却早已不在人世。我的母亲,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者,她开启了一条宽阔的、供我产生无尽想象的生命之河。

    母亲的故事来自于她的母亲,这样口口相传的故事,构成了我们的家庭文化形态。它的忧伤,来自于它的久远,来自于它的即将消亡。

    谣曲记录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时光。我们的欢乐,我们的想象,我们单一的文化背景,都是从那里获取和展开的。这些地方谣曲,现在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收录。

    段爱松:“夜里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颗透明的石头,河流、沙地、树木凝结成我的肢体晶莹剔透……”这个出现在《崖上花》第二部《虱子》第4小节里的开篇,是不是有点接近“神性”的表达,有点类似于兰波:“我哭,我看见黄金,竟不能一饮。”

    姜东霞:“神性”不是我可以到达的。以上文字,也许只是灵光一现的神来之笔。这一部分写我们家的狗要被打死了,打死它的原因,其中一条是给我补身体,这让我感到了一种绝望无奈的痛。

    我倒是喜欢“通灵”这个词,所有的天才诗人的写作都是“通灵”的。通灵才能够轻盈,才会有神性的光芒四射。特朗斯特罗姆“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就是这样高度的诗意描述。

    段爱松:《崖上花》中许多段落的语言很精彩,类似狄兰·托马斯语言的细致、细腻,就像血在血管里面那种颤动,太好了。

    姜东霞:作为小说家的写作和阅读,是需要诗性的,也是需要气息对应的类似气质和表达。我们内心的精神渴望,或者对于诗意可以到达的境界向往,与诗人在某个层面上的追求重合。

    段爱松:在写作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有时候,这种困难甚至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这样的情况会更多。

    姜东霞:2015年7月17日 ,这一天我很痛苦,因为《崖上花》第二部的第一节,被我写坏了。如同一捧珠子,捧在手里散落下来,各自掉各自的,彼此毫无牵连。既然都掉到不同的地方,相互没有关系,那么它是不成立的。女儿告诉我,好的小说家,一定会让珠子与珠子之间有一种关联,无论掉到哪里,都是联结的,所以我开始重新思考和找寻。

    段爱松:这个非常重要。这种关联,除了事件,还关乎时间。时间可以是一切联结的隐形之线,但是,却是有着千万差别的线。

    姜东霞:我也发现你小说叙述的时间不是直接的方式,而是从旁边借助物体来表达时间的方向或跨度。

    段爱松:是的,在写作中,可以借物打物。在你的中短篇小说写作中,还有另外一种让人惊异的叙述力,比如《长草的街》《好吧,再见》《女赌徒》《四月花开》等作品,有一种特别的女性写作气息,但又有别于普通的女性视角。这些作品中还多了些神秘主义诱因。像《女赌徒》中结尾“生死赌场”那段,冷静叙述中极尽玄味,有种埋葬在地底下的惊心动魄之感。看得出你总是在寻找。

    姜东霞:我总是想找到故事的另一面,也许是事物的背面阴影处的东西,而不是站在它的对面,按照先后顺序或大小去描述它。如果讲一个简单或复杂的故事,只是将发生的讲出来,天花乱坠的“故事会”不管怎样离奇、眩目、宕跌,都只是在一个事物的平面上画几道波纹。

    段爱松:这涉及小说的立体感和多向度。很多时候,我可能更看重小说的这种“复调”性。

    姜东霞:我一直无法将你说的“复调”与小说联系起来。虽然也知道其中所指涉的诸如结构、节奏上的丰富饱满与错落,却总觉得还有别样的隐含。因为你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谈小说的。

    记得在2014年10月,北京大剧院,晚会开场时,北京艺术学校合唱团的孩子们都站整齐了,身着黑衣黑裤的指挥在演出开始前的静穆中手一起,声音一点一点散布出来。唱的都是我们熟悉的歌。我第一次现场听到合唱的声音,能有如此轻盈的光泽和质感,真是让我感动不已。那种“轻”是从不同生命体里流出来形成的一种织体。它们的力量就在于“轻轻地”掠过之后不着痕迹的穿透。在倾听整台晚会的演唱过程中,我似乎明白了你所说的小说的“复调”,也许如台上的合声一样,其中包含着那些织体透出的缜密感和错落感形成的主题。

    这让我又想起卡尔维诺在谈小说创作的“轻”时,他用了“轻逸”这样的词。而舞台上的指挥,为了整台合唱能达到天簌一般的效果,他同样也选择了“轻”。指挥家在整台演出中寻找到了一种“通往”的特殊关系,这就好比一个高明的作家,在写作中找到了与世界的关系一样。

    段爱松:你说得对。复调指涉的是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联。外部多声部各种声音的发音、共鸣,产生了一加一远大于二的效果。因为和声规则进行多层次构建,就会形成立体的冲击力。正如你在剧场里感知到的一切那样,不管它用怎样的方式,缓慢的、激烈的、阔大的、还是逼仄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姜东霞:我好像明白了。那么复调的”内部“,就应该是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想象和思维的多向度。很多时候,我都在想那个旋转着的物体的各个面。这个说起来似乎要容易得多,做起来有点难。如同人的经脉是个有机的整体,相互制约相互拓展,牵一发而动全身,构成生命体的复调。这个也许我一生都难以到达的,而我愿意成为一个静穆的仰望者。

    段爱松:还有就是,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写作变得更有意义?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不得不思考和面对。如果我们的写作只是一种重复,重复自己重复他人,重复现实,写一百篇跟写一篇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除了数量。这样的写作彼此消解着文学前进的原生力,不得不警惕。

    姜东霞:你说的应该是作品的意义。这就如同一个人站在黑暗中,是要通过所站立的角度来获取世界之间彼此的关联。用耳朵辨识声音并不难,难的是获得声音中那些细微的质感。而一些声音是被雨水打湿了的,一些则含有太阳的光泽。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作家获取词语准确度的能力。从繁复的声音里离析出丝质一样的东西,与一个作家心灵的向度息息相关。

    至于“重复”,应该会让作家们如履薄冰。更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的写作有没有意义。重复是不可避免的,重复别人说过的话,重复别人的故事或观点。有时候,我会感到自己正在进行的写作毫无意义。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都被那些大作家们写尽了,无论从故事、思想、精神都无法超越他们。我们到底还有写作的必要没有。

    段爱松:应该有,毕竟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独特之处。读你十多年前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无水之泳》,跟《崖上花》相比,变化就很大,从这点上看,就没有重复,起码没有重复自己。同样是以农场宽阔的土地为背景,可是在《崖上花》里的土地却充满着温情,甚至可以说《崖上花》的土地是忧伤的。《崖上花》不仅对于你过去写作是一种内质提升,也为当下文坛带来一股清爽之力,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有了闪亮的理由。

    姜东霞:你说得很准确,《崖上花》里的土地是绵延、逶迤而忧伤的。它带着时光和记忆,像河流一样盘绕弯曲,绵亘在我的生命里。而一切又是被重新虚构和想象了的。在一片被时间虚构出来的土地上,或风中奔跑,或默默经受,是生命的一次重返。明丽的花草、阳光、河流,缓慢地经过人的一生,自然就有了忧伤的东西。

    我曾经一度纠缠人们对托马斯·曼的评语:他让事物发光。相对语是:事物自然发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和结果。孰高孰低各执一端,对我而言是没有结果的。让事物发光是带入了作家的情感气息和生命表达的,自然发光是另外一种呈现,与老子的道法自然,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的。这是小说中事物的道法自然吧。土地依然是土地,农场依然是农场,只因为面对的时间和人群不同,就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和表达。

    段爱松:让事物发光是带有属性的,甚至带有对词语的“触摸感”,这是作家的属性和物的属性的一次重组。只有了不起的作家才能完成这样的重组。落在我们手里,有可能就成粗鄙的事物了。不过,当下中国文坛,女性作家的写作,呈现出越来越阔达和丰盈的气象,特别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女性作家似乎显得更为真切和用心。你的《崖上花》也特别用心,创造了新的写法,你是下了功夫的。

    姜东霞:阔达和丰盈是文学的气象,我想应该没有男女性别之分。作品的视野与一个人的内心宽阔程度有关,与性别无关。我只是就写作追求和写作理想而言。

    我不是很明白你说的创造新的写法是指什么?是不是相对于“同质”而言的。我对“同质”的理解首先来源于感官。这种感官冲击是叙述的语言方式带来的,很密集类似于集团军万箭齐发的声音。

    《崖上花》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写作,反复修改全盘否定,从头开始。每一次都让我心灰意冷。就像我们多次谈到的,怎样才能使写作,或者小说变得更有意义。在每一次否定中,我真的找不到一点意义。

    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哪里?别人凭什么要读你的东西?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说尽的。

    我很赞同你说的关于词语的“触摸感”。很多人只是“握住”词语。这种说法几近刁钻。“词语”本身被“触摸”,或被“握住”是全然不同的。我喜欢词语间的缝隙。

    段爱松:我记得你的长篇小说《无水之泳》,2003年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并很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但一直到14年后的今天,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崖上花》,才由《十月》杂志发表出来,按照一个作家的写作进度和逻辑来看,这很不合常理。通常情况下,写作是一项持续训练,而期间,你用了很多时间跑去做另外的田野调查。

    姜东霞:这样的时间跨度一直让我深感羞愧不安。人们常常谈到的写作,是就发表而言的。其实没有发表,并不代表一个写作者已经不再写作。

    写作既是一种训练,又是一个漫长的寻找过程。寻找事件或自身或时间隐蔽的那一部分,好比一个人在黑暗中静默而立,靠内心来辨识声音和方向,其间需要填充的东西很多。广泛地阅读思考,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训练。我喜欢那种开阔的自我审视、自我考量和完成。这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具有的素质。

    记得我们曾经谈到过,现实的东西如何让它成为虚构,超越经验和期待。在感知现实的基础上,发现时间的复杂性和荒诞性,同样是一种寻找。凡是要抵达的,都是漫长的。

    14年来,除了陪着孩子成长,我将一切由外转向了内。无论是做人或是做文,只有向内的才是有力量的。很多年前跋山涉水的田野调查,虽然与《崖上花》写作无关,但那些坚实的工作经历,夯实了我的生命力量,使我与自然、与人处在了另一端。一个人的生命意志,某种时候可以确立他的写作意志,淡然处理世俗成败得失的意志。

    段爱松:2015年10月21日,我曾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对你的写作期待——冰山下的浩瀚与静美。现在,《崖上花》证明和实现了我的预感。这部小说给了我一种奇妙感受。这种感受里有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青春年》那种纯净妙曼隐含的无限伤感;也有安妮·普鲁《船讯》简练明快下的凝重思索;甚至还有乔伊斯《死者》看似漫不经心下的极切缅怀。我觉得这部作品似乎还未完成,特别是当我读到小说最后一章节《陷坑》结尾“再见河流!再见满山开着的野百合!”时,这种体会便越来越强烈了,不知道这感觉对不对?

    姜东霞:其实《崖上花》写到此,并没有完成全部的创作。接下来的部分应该怎样写,让我感到畏缩。

    段爱松:除了作家身份,其实你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你在贵阳创办和开设了一家在全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私人书坊”。我曾有幸参加“私人书坊”一次文学讲座与交流活动。在座的青少年,也就是你的学生们,阅读能力之强、提问题之深刻,思维之活跃、文学氛围之浓郁,超出了他们的年龄,令人吃惊。中国自古便有“文以载道”之说,在文学和教育之间,应该也有一种内在联系吧!

    姜东霞:是的,你说的内在联系就是“育”。用什么来“育”,也就是用什么来滋养,怎样滋养的问题。国家提倡“素质”教育多年,其实素质教育说到底就是心灵的教育。不解决心灵的问题,一切就浮在表面。那么心灵的教育靠什么来完成呢?只有靠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有提升我们生命质量和内在动力的功能,和风细雨般洒落在孩子们的心里,可以拓展他们的生命视野。“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培养一个人感同身受的能力。这个只有通过文学艺术才能完成。

    在这个“育”的过程中,我也获得了一种润无细无声的自我完善、生命的跨越和升腾。这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育”对我的写作可以说是另一种推动;而写作,也让“育”变得更具体、生动、宽阔,更富有创造性。

    前不久,一位国外的大学教授来贵阳时,参观了“私人书坊”,赞叹之余他问我,如果在教育和写作之间,只能选择一个,我选择谁?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写作是我内心的需要;而教育,是我的理想,更是一份社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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