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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培浩:让世界读懂中国灵魂
    • 作者:陈培浩 更新时间:2018-03-13 10:29:02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362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行,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概括凝练地指出了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味着,塑造民族灵魂的文化不可能从天而降,它需要坚韧不拔的摸索与实践。文化有140多种定义,文化的具体形态也各种各样。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文化形态都足以强振国族、代表灵魂,只有那些与时代肝胆相照,源自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文化才堪当民族灵魂的重任。这也意味着,塑造民族灵魂的文化不可能从天而降,它需要坚韧不拔的摸索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让世界读懂真实、丰富、立体的中国是当代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课题。讲好中国故事要求于文学的,不是没有立场地提供各种可供消费的故事,也不是单纯地追求某种技术化的文本,而是必须在故事的内部提供一种内在于中国文化的阔大和幽微的价值观。

    1755年8月20日,伏尔泰改编自《赵氏孤儿》的《中国孤儿》在巴黎各剧院上演,反响强烈。《赵氏孤儿》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绝佳个案:1731年,耶稣会士马若瑟把元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1735年,译本被收入杜赫德主编的《中国通志》;1748年,意大利歌剧作家塔斯塔齐奥改编的版本《中国英雄》出版;而继伏尔泰之后,歌德改编的版本《埃尔泊若》于1783年出版。当代中国作家有了越来越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意识,能够翻译中国文学的汉学家在中国大受欢迎。从具体效果看,主动输出铺设了中国文学与外国读者之间阅读的桥梁;不过,阅读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接受的必然性。《赵氏孤儿》的特殊性在于,它是西方作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主动吸纳。为什么伏尔泰、歌德这样的西方思想家、文学大师会对《赵氏孤儿》大感兴趣?原因恐怕不在故事,而在故事背后的价值观。考察《赵氏孤儿》的版本演变会发现,这个中国故事的核心从恩怨复仇转变为死酬知己、忠信仁义的价值立场。伏尔泰对这个中国故事的改编背后是18世纪西方对古老东方儒家价值观的想象和追慕。概言之,文化输出的实质是一种价值观输出。能否为世界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精神伦理,决定了某种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

    且回到赵氏孤儿这个中国故事上来。《左传》中,作为国君姐姐的赵庄姬在赵朔亡故之后跟家公赵盾同父异母兄弟赵婴齐有了私情。赵氏家族为了制止这种乱伦之举,放逐了赵婴齐。为了报复,赵庄姬联合了其他家族势力打击赵家,导致赵家的衰落。这是一个充斥着乱伦、阴谋和报复的故事,也是一种只有故事而缺乏价值召唤的叙事。《史记》对“赵氏孤儿”最大的逆转在于在一个贵族情爱恩怨纠葛中植入了义士死酬知己的信义价值观。《史记·赵世家》短短1000多字的叙述以三次对话给人如遭电击的价值洗礼:赵家蒙难之后,赵家友人公孙杵臼幽幽地问程婴“胡不死”。这个质问匪夷所思,它携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死酬知己的伦理,这种伦理刻板而悲情。程婴当然可以跳出这种伦理,落荒而逃;可是他不慌不忙地接了:“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程婴和公孙杵臼分享着相同的伦理,却有着更精密的考量。赵庄姬果然产下一男婴,如何逃脱仇家屠岸贾的追杀呢?二人又有一番对话,公孙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孰难?”程婴说立孤难,公孙杵臼乃说“君为其难,吾为其易”。二人遂谋取他人婴儿,程婴向屠岸贾报称赵孤在公孙杵臼处,公孙之死换来了赵孤的金蝉脱壳。以日常而言,死孰不易,何以公孙居然在赴死之际还谦称“吾为其易”,这只能理解为大义的担当;换一个角度看,立孤的程婴确实不易,死是瞬间的;立孤则不但要背负告密叛徒的骂名,还要承担漫长岁月中的抚养教诲和复仇训练。大概不会有任何人觉得程婴对公孙杵臼应有所亏欠,除了程婴本人。很多年后,赵武已立,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这是一段让人大汗淋漓的对话,不慌不忙的程婴又一次以他壁立千仞的价值观刺中我们的泪腺。原来,这么多年,“吾非不能死”的心结一直纠缠着程婴。公孙杵臼把生的机会让给了赵孤和程婴,漫长岁月中的付出并不能减轻义人程婴内心的亏欠感。如果说公孙杵臼身上有对赵家的忠义担当,有舍生赴死之际言辞上对程婴的体恤自谦;程婴则既有忠义,有隐忍,也有着以死明志的热血。春秋义士,对死多么的蔑视。这种蔑视却又使死成为度量价值的最高尺度。所有的价值,必得以对死的蔑视和对生的放弃来证明。程婴“遂自杀”。他死得毫无现实必要性,他死于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首先是对朋友的义(赵家),其次是对朋友的信(公孙杵臼),最后还有一种成事者的隐忍(生而立孤)和义人天生的果敢和亏欠感(非不能死)。显然,到了《史记·赵世家》这里,复仇绝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它的核心是一种千古之下依然令人动容的大义和大信。老实说,假如沿着《左传》的思路,赵氏孤儿的故事就直接与当世宫斗剧合流了,所幸司马迁如椽之笔赋予它以灵魂,在其驳杂的故事线索中提出了一条显豁的精神红线。日后,赵氏孤儿的各个版本基本是沿着司马迁奠定的路线走。且不管元杂剧如何把谋求以得的婴儿变成中年得子的程婴自己的骨肉,各地戏剧又如何展示程婴跟妻子之间对儿子的争夺,后世版本如何为司马迁略显粗疏的叙事拉伸增补,也不论后世版本如何将《史记·赵世家》中程婴死酬知己的信义伦理转变成封建性的忠信伦理。但是,司马迁才是赵氏孤儿故事的精神之父。显然,伏尔泰在这个东方伦理故事中提取的,也是一种伦理和价值的召唤。曾几何时,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沦为了一种东方情调。回看历史,我们曾在正道,以中国故事提供一种让人仰望的精神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陷入了一种“后殖民”的怪圈:在各种出口转内销的成功个案中,一张镶嵌着异国情调、东方景观和古老文化批判的成功配方在中国文学家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如果我们不愿意提供一个西方视野中的景观中国,我们必须提供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综合的中国。我们不但要阐释中国传统的浩荡江河,也要阐释这种传统江河的丰富构成。该如何向世界阐释价值中国的阔大和幽微,这是当代中国在世界文学中发声时面临的重要课题。

    李敬泽在一次讲座中说道:“中国的传统生生不息,它如同江河,有它阔大的方向、轮廓,但也正如每一条江河一样,有它无限丰富的幽微之处。”“我们不过是站在河边江边的一个孩子,我们在江里舀一勺水,然后我们知道了,我们尝到了传统的某些味道,闻到了传统的某些气息,由此去体会传统的阔大与幽微。”中国传统有儒释道,中国历史有春秋汉唐明清,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不应把传统作为一种僵硬的知识,而应讲透传统背后的幽微,触摸知识背后的人心。在这方面,李敬泽的《小春秋》《青鸟故事集》《咏而归》等写作提供了书写中国传统独特而有效的路径。

    和司马迁一样,李敬泽在讲述古老的庙堂故事之时,最终聚焦的却是普通人身上所展示的精神光彩。且以《风吹不起》为例,通过庭院深深的笔致,作者勾勒了重耳跌宕起伏的生涯、尚武怀柔的策略和与狐偃之间离合对峙的君臣博弈,这是权的世界;他将寺人披作为冷血杀手的角色和纳粹屠夫埃希曼一起置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下审视,他又借用以赛亚·伯林对阿伦特的反思绕过了阿伦特。将一个中国故事置于西方理论阐释之下曾是当代学界的不二法门。可是,李敬泽的立场在中国,他的目光穿过重耳、狐偃、寺人披,最终却落在隐者介子推身上。在政治策略的权谋和哲学审视的省思之外,他把介子推还原于天道和牢骚之间的人情伦理空间。他使寒食节这个被文化所凝固的时间节点回到人心原点,焕发了强大的价值感召力。所谓“风吹不起”其实是“火烧不下”,是坚隐不屈。李敬泽并没有通过民族大义等宏大价值来为隐赋魅,他以为介子推“问题的要害也不在忘不忘、赏不赏,这是一颗清洁的、可能过于清洁的心在这浊世做出的决绝选择”。“介子推,他决不苟且,他蔑视算计和交易,他对这一切感到羞耻,他拒绝参与这个游戏。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偏执而狭窄,但这种偏执和狭窄中有一种森严壁立的力量”,他看重的大概是一种以死赴隐背后坚韧的心力和精神支点。

    他感慨于“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红火的、热闹的,充满对现世的迷恋和肯定,而人们把惟一无火的、冷清的、寂寞的节日留给他,这名叫介子推的人”。他的目光落在传统灯光璀璨部分以外的幽微处,这是对中国精神的立体拓展。谢有顺注意到,“它提示我们,注意中国文化的辉煌和灿烂的同时,它有另外一面:在这个辉煌和灿烂的背后,也有失败者、弱者、惶惑者,也有悲观和绝望者的经验。这些失败者的经验和那些辉煌、灿烂的经验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弹性、阔大。”注意这些幽暗处的文化经验,其实是发掘人之为人的精神尊严:“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胜仗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

    观察一国之心灵,常常从一国之文学窥之。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看,文学不但是写一人的心灵悲欣,它作为整体代表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心灵质地。正如我们会通过川端康成的《雪国》来理解日本的精神世界和物哀美学一样,外国读者也会通过中国文学来阅读中国的灵魂。如此,描绘有精神重量的中国,是文学家对民族国家的责任,而文学家向世界展示什么样的中国灵魂,也极大影响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这要求文学家要把见证现实、艺术探索和中国精神的构建三者密切结合起来。

    事实上,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不乏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镌刻进文字丰碑之中的创作。人们多看到鲁迅在阿Q、祥林嫂形象中投寄的国民性批判立场,却忽略了《野草》中在过去和未来的渺茫中坚持走下去的“过客”和在无物之阵中举起了投枪的“战士”也是鲁迅显影而出的现代中国精神气质。人们在沈从文作品中不仅读到了湘西世界,翠翠、萧萧等人物及其纯粹美好的心灵世界,也是国外读者理解中国心灵的一个通道。我们在《白鹿原》白嘉轩这个传统乡绅身上读到了儒的骨头,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微弱投影。我们在《活着》中看到极度生存环境下人心并不泯灭的人道之爱。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写到:“尝试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世界并不完美,现代文学也更乐意去展示精神异化和现代人精神上的流离失所。见证现实的黑洞展示的是一个民族面对真实的勇气和洞察力。不过,超越现实的黑洞展示的却是一个民族面对世界的智慧和伦理。对于自觉担当民族国家文化责任的写作者而言,这二者与其说是冲突的,不如说是合一的。在全球化的“世界文学”坐标中书写中国,不能仅当一面镜子,收集中国故事的表象,而应是化身现时代的精神X光机,显影并让世界读懂中国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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