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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凯雄:《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城有病,人知否?
    • 作者:潘凯雄 更新时间:2018-11-02 11:55:15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218

    “城市病”的“发病”区域广阔,蜚声全球的汽车城底特律就是代表之一。图为版画《底特律河》(视觉中国)

    杨黎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以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而蜚声文坛,其作品在对选材和事件讲究的同时,更注重置身于其间人物的心理与灵魂拷问。然而,就是这位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自本世纪初起竟主动放弃了自己驾轻就熟的写作套路,开始由对事件与人物的关注逐渐转向对问题的聚焦。这种自我转向在他2004年创作的以“非典”为题材的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中初露端倪,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从 《中山路——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到《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再到 《大国商帮——承载中国近代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可谓一路 “变本加厉”地走来,并且还给自己的这种写作命名为“思辨体”。

    由于杨氏这种“思辨体”的报告文学其事件与人物日益散焦,学理性的引证与思辨相应增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可读性趋减。于是,开始有人质疑:这还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吗?对此本人的看法倒是要宽容许多:所谓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文体上本无一定之规,其变化也一直都在发生,只不过更多时候呈现出的是那种悄然的渐变。当然如果硬要就杨黎光的这类写作命名的话,我个人则更倾向于用“研究型”而非“思辨体”,后者指向的毕竟是一种思维方式,多少泛了点。扯远了,打住。

    这里评说的杨黎光新作《家园》,依然是其明确标榜用“思辨体”写作的第四部,也依然是对近代以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索与思考,但在我看来,这是杨黎光写作转向以来最成功的一部。如果说前三部之“思辨”会遭到一些非议,问题或许并不出在“思辨”本身而在于如何将文学的呈现与“思辨”或我说的“研究”更自然更妥帖地糅在一起;如果说前三部的这种“糅”多少还有些生硬有些分离外,那么这部《家园》则要自然妥帖得多。读《家园》,我们不仅可以对“城市病”进行理性的思考,同时还记住了不少人物与诸多事件并为之动容动脑。当然,这是就作品的整体写作与阅读的印象而言,具体说来,《家园》的出彩与独特则还在于紧紧抓住了“城市病”这个人类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难题,而这恰恰又是作者近些年来 “追寻中国现代化脚印”途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深且大的足迹。

    作品从2015年12月20日发生在深圳光明新区的那场特大滑坡事故写起:这场震惊国人的灾难造成了22栋楼房被摧毁、73人死亡、17人受伤、四人失联,90家企业受到影响,直接损失达8.1亿元;进而引出位于罗湖区“二线插花地”的棚户区改造工程。类似这样的取材在我们的纪实文学园地乃至虚构文学中其实都不鲜见,但多半又都会落脚在奋起抗灾或关心民生、挖掘极端条件下人性深度之类的主题上,这样的处理自然都没问题,也很有意义。但杨黎光却似乎不甘如此而是更加关注思考这些现象背后的成因。当然,具体到滑坡、具体到棚户区改造这样的个案,成因一定不完全相同,但杨黎光却能够敏锐地从不同的个案中抽象出带有某种共性的规律进行解剖与思考,进而寻求破解之道,而这“带有某种共性的规律”作者用了“城市病”三个字进行描述与概括,这应该是颇有见地也更是一针见血。

    如果看到一个“病”字就以为是一种负面的、带有某种贬义或消极的评价,那这样的“以为”便着实是太无知太浅薄了。所谓“城市病”不过只是当代公共治理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对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秩序混乱、物质流能量流的输出输入失衡等社会客观现象的一种概括性的形象描述。打个未必形象的比喻,“城市病”不仅的确是病,而且还是一种“富贵病”。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病”的高发期,如果不及时加以重视与研究,其发病率必将趋高,病症也会随之趋重。在这个意义上说,杨黎光这部《家园》的面世亦可谓恰逢其时。而且作品选取深圳这座以40年时间走完世界其他地区三四百年城市化进程的城市为样本进而探讨“城市病”这一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显然更有其典型的意义。当然,杨黎光的研究显然不满足局限于深圳的当下,而是将这座不过只有40岁的新兴城市置于历史的长河和国际的大视野中进行研究。于是在《家园》中有关“城市病”林林总总的信息与知识扑面而来。

    “城市病”的“发病”区域广阔。无论是英国伦敦曾经的“毒雾”,还是法国巴黎暴发的天花瘟疫;无论是俄罗斯的远东城市伊尔库斯克还是美利坚的“铁锈地带”……都曾先后发生过程度不同、表现不一的“城市病”,有的迄今尚未治愈。

    “城市病”的“病因”多样。这种病固然特指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病症,但诱因却不尽相同,无论是先发地区还是后发国家概莫能外。有的是发展不足所引发,比如《家园》所重墨书写的罗湖区“二线插花地”棚户区就形成于深圳特区开发之初;有的是发展过程中出现,比如曾经就是“美国梦”代名词的底特律,这座蜚声全球的“汽车城”因产业长期缺乏创新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保护;有的则是发展过度所导致,比如出现在1952年伦敦上空的“毒雾”。

    “城市病”可治但也不那么易治。同处美国“铁锈地带”的底特律与匹兹堡,同为发展过程中因产业转型升级不及时而同时染上了“城市病”,但前者却因救治不当而宣布破产保护,后者则因及时成功的产业转型而重生。两相比较,正可谓“一念地狱,一念天堂”。

    “城市病”已成为地球村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家园》中,杨黎光为我们呈现了全球共治“城市病”的这一国际性场景。比如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一直在努力践行着的“调结构、去产能”等大政方针其功能固然在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同时也直接指向 “城市病”的疗救;比如我们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对“棚户区”的改造设定量化的刚性指标。比如,我还注意到,杨黎光在自己的这部新作中引用的世界各国学者或机构对“城市病”的研究多达近30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城市病”成因及疗救的研究与探讨已成为全球多学科合力关注的焦点。

    人有病,天知否?城有病,人知否?《家园》中所呈现出的世界各地“城市病”之表征固然触目惊心,但地球村的村民们为疗治“城市病”而作出的多种努力同样令人欣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程中,这样的共识与共为无疑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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