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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元峰:新诗地理学——一种诗学启示
    • 作者:傅元峰 更新时间:2019-03-25 09:22:45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727

    尽管新诗诗学的历史累积已经被“百年”所提示,“百年”在时间和新诗及其诗学上的成就形成的对应关系仍然是虚妄的。

    在缺失了人类学视角的历史研究中,新诗诗学急需注入某种地理学的空间因素,来校正目前所有的时空观念上的偏差:在新诗作为文体概念的理论来源上,不但“新”与“旧”难以产生文体上确凿的互证效应,作为精致文化地理学概念的“中”“西”影响关系在新诗诗体界说中的有效性也颇为可疑;新诗诗潮在年代学上确立的经典的“位置”,难以更精确地说明新诗在诗人风格上的具体性;在很多情况下,考察一个诗人的精神气候和他的作品的经典化可能需要地理学的协助,而不是在时间性的传承中溯本求源。

    此类可以成为新诗诗学疑难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很多。对新诗诗学的时空诘问,已经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刻。

    一、时间之“旧”

    美国学者萨克曾在地理学意义上发现了社会思想的“空间”模式,并在他的一本论著《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中分析了若干复杂类型。对应萨克富有想象力的理论,可以对中国近百年来社会思想的方法论特征进行判定:启蒙主义者所罗致的科学思想和现代政治理念及其载体,有可能导致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陷入“精致的——碎片化的模式”,而忽略了与神话和巫术等密切相关的“非精致模式”。萨克的启发可能还不止于此,在这本书的结论中,他提出作为社会思想研究的空间和时间角度,地理学和历史学这两个学科能够“为关于人的研究提供宽广的视野”(1)。

    历史学为新文学提供的视野已经足够宽广,而新文学作为一种进化论意义上的文学,就其学科属性而言,它的复杂的现代性几乎是时间性(甚至是时代性)的。比如,百年新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时间的:首先,它的文体本身具有推陈出新的革命性;其次,新诗密集的历史叙述增强了它在文学认知中的历史属性;再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渐次推行了并不支持同人杂志的文学制度,以沙龙形式形成的城市诗歌空间也渐趋消隐,新诗群在代际上的识别价值,往往比行政区划的地理识别更加明显。

    在历史时间线索之外的新诗认知,也往往需要某些历史知识的辅助。虽然1958年、1968年两代知识分子由城市到乡村所形成的乡村文化沙龙,增加了新诗历史描述时的行政地理参照,但它们几乎不具有形成空间认知的特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潮,促成了文学在文化地理意义上的自我认知,地域性才以极其神秘的面目出现在小说和诗歌之中。

    百年新诗潮的认知,缺乏地理学“非精致模式”的空间视角,缺乏与神话、童年、巫术、民间等密切相关的空间之维。这种缺失导致对新文学历史和现实存在的提取不可能是完整的。为什么在同样具有权力色彩的话语体系之间,学者们倾向于历史描述?历史学带有的时间序列形成话语轴心,在能够汇编的线性关系中,存在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话语特权。与此同时,在“精致模式”的地理学的空间意义上,文学的版图意识也在不断申明自身,这是一种与历史叙述并行的话语权——一种政治地理学。但在此之外,文学中的众多空间维度和因素并不因此而湮灭,它们构成与权力无关的美学氛围或更为复杂的文化生态体系。

    与讲述文学史一样,绘制文学地图并非一门新学问。但是,如果关于新诗诗学的社会思想及种种学术行为,都不是依附制度史或革命史的,它就只能是尚在探索的一个新领域。当下,有若干学者已经开始在新诗研究中使用“文化地理”或“新诗地理”等概念,“新诗地理”正成为研究新诗的一个理论突破口。

    新诗地图的绘制者对地理学的诗学价值并非思考不深,张清华在他编著的《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中收录了一篇长论《中国当代诗歌地理的若干维度》,倡导新诗研究的时空整合:“因为‘时间逻辑’过分简化的因果关系模型,其简单化的历史进化模型无法真实地再现现实中大量同步的、分散在同一时空的各种现象,所以,必须借助于另一种模型——即‘文化地理’的叙述模型来予以展示。”(2)在文化地理学的意义上看,由于几乎完全的民间视角,《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不属于文史学的空间模式下所常见的“方志”类型,也不属于萨克所言的“精致的——碎片化的”社会思想的空间模式。

    但《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在新诗史料学上的显见贡献,很容易遮蔽它在空间诗学上的启示意义。如同每次汉诗的诗体新变,在20世纪初的新诗生发期,新诗文体合法性的诉求是急切的,新诗在诗学理论上甚至“饮鸩止渴”,一度向旧而新。新诗诗人在“文学革命论”的大环境下,进行的却是成“韵”而后成诗之类的卑怯论证。“新韵”和“自由体”都未在理论上形成新诗诗学的谱系;由于抒情主体的错位,舶来的诗学在新式汉语中也一步步落空。但在创作方面,新汉语的诗歌写作却蓬勃生长起来。这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新诗诗学,在主体构成上是新诗史学。

    新诗文体上呈现出的“现代性”,和时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大?近百年来,新诗诗人对新诗之诞生的描述,多着眼于“新”与“旧”的辨识,是历史性的,带有显明的时间标尺:新白话,新韵与自由体,新意象,现代抒情主体,等等。一味诉诸新,形成了新诗诗人一厢情愿的文体想象:想当然的分行,在并未正确回答“韵”的存废与新诗音乐性的关系时就草率达成了韵律革新,凡此种种,导致关于抒情主体文化来源的若干要素,如聚落、族群、地域性的文化地理学探讨付诸阙如,新诗由此在近百年的发展中成为一个混乱的文体仓库。

    研究者在观念上朝向时间因素、忽略空间因素的理论偏废,致使在理论视野中,文体意义上的新诗尚未真正确立——如果诗语层面的天然断代并不能在文体学层面支撑新诗,那么,对新诗思潮与流派的纵向梳理,就不能误以为文体意义上的新诗在文化地理方面深藏的美学特征是不证自明的。

    二、知识空间的权力:图书馆与收藏家

    要将萨克所说的地理学视角介入当代新诗诗学,就需要将民间的、富有地方性和聚落色彩的诗歌存在作为非精致的空间元素邀请进新诗认知之中,而民刊是这种非精致空间模式的重要表征。民刊率先恢复的“同人”性质使它周围往往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诗歌场域——它可能还不能称为亚文化地带,但已经有了相当独立的群落感。因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非对话关系,使它们是自足的,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正刊的向心力(它们更多是在时间中存在),成为富有地理学意味的地方气候及其产品。

    民刊最初是通过选本和选集的方式进入合法化的流通渠道的,而在它成为学术研究对象以后,这种渠道瞬间变得开阔起来。在民间意识上,《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和《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大地访诗人》《中间代诗全集》等新诗史料和选本不分伯仲,但真正以醒觉的文化地理学为理论支撑的诗歌全图的绘制,《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是具有首创意义的。

    2004年,张清华在《上海文学》开辟“当代诗歌的民间版图”专栏,在两年的时间介绍了20余种诗歌民刊。张清华对诗歌地图的绘制脱离了“诗潮”“诗类”和年代意义上的“诗群”等新诗认知方式,代以诗歌聚落的地理认知。这个创举深化了新诗在“文革”后集体的民间上浮,将更自然的文化人类学意味的诗歌存在托举出了地表。此后广东的《作品》杂志、江苏的《扬子江》诗刊等也纷纷以各种方式关注诗歌民刊,当代诗歌民刊由此获取了进入体制内馆藏的合法方式,只不过依然是经过过滤和截取的碎片化状态。

    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当代诗歌民刊研究”课题获得立项(由笔者主持),是首次有民刊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经费支持;至2016年,中国大陆高校如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开始以建设诗歌资料馆的特别方式收集诗歌民刊的原始刊物或复制品。

    在中国台湾地区,诗坛似乎并未有正刊或民刊的分野。比如,《创世纪》诗歌杂志1991年的第85~86期,在“诗刊简讯”栏目中罗列了25种汉语诗刊,含创办于中国大陆的诗刊12种,其中编辑部设于文联或作协、有合法刊号的诗刊只有两种。域外研究者对诗歌民刊也十分重视,荷兰汉学家柯雷早在2007年就实现了自己一部分民刊收藏品的网络共享。2016年底,笔者与柯雷、刘福春、李润霞等学者在南京达成了建立新诗稀见史料收集与研究国际学术小组的合作备忘录。

    但迄今为止,诗歌民刊依然没有进入学院图书馆或其他形式的公共图书馆的馆藏目录,诗歌民刊仍是研究者书斋里的“私货”,或部分民刊收藏家的事业。公共图书馆在新诗资料的收集与编目上,尚陷于某种卡尔·波普尔所界定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4)不能自拔。

    在新诗的认知上,由于缺乏非精致的空间思维模式介入,人们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作为研究对象的“新诗”,是有进化规律的、可控的“整体主义”色彩的事物。也就是说,那些以历史时间为参照的新诗进化研究,有可能在新诗“整体主义”的向度上臆想了“新诗百年”,新诗因此而获取了假定的“阶段性成就”。但地理学的方法则能够提示,诗歌聚落在亚文化存在方面的薄弱以及由此导致的抒情主体的美学缺陷,恰恰延缓了这一进程。

    当代挑剔的图书馆学恰恰给收藏家带来了机遇:一个文化制度史的实证,当它摇身一变,成为收藏家手中的宝贝的时候,就永远从意识形态的精致空间模式中逃离了,成为一个“在野”的非精致模式空间思维中的物品:“他(收藏家,引者注)不重视物件的功用和实效,即它们的用途,而是将物件作为它们命运的场景、舞台来研究和爱抚。”(5)民刊收集者和收藏家的分布本身也呈现出非精致模式的空间特征:分布在可供地理勘察的民间。

    1962年,远在中国当代的民刊收藏这门职业诞生之前,美国民俗学家邓迪斯在谈及民俗的收藏心理时,曾颇有创意地引用了弗洛伊德在《性格与肛门恋》中的奇异理论,他将收藏家指认为不同类型的肛门人格特征。(6)这些人格特征并非与新诗民刊的收藏者一一对应,但如何打开他们的藏品,确实已经成为越来越严峻的学术问题。这并非在诋毁他们道德意义上的人格,笔者丝毫也不怀疑,当邓迪斯指出这一切的时候,他不无揶揄,然而是满怀敬意和善意的。毕竟不愿意扔掉任何东西,并不足以造就一个收集者——他们为收藏(必然含有购买这种方式)付出的时间和财富是惊人的。更可贵的是,当代民刊收藏家们显然以超前的意识认识到了新诗诗学研究复归地方性的重要性,他们是新诗地理学价值的最早发现者和践行者。

    但危机也同时潜伏下来。民刊收藏者与其他收藏家一样,注重实物的记忆价值。在对藏品的分类中,积累了关于藏品的各种时空维度的知识。在学术研究获取的合法化空间,民刊收藏家的藏品得到了较为密集的寻访。除了认知价值以外,藏品本身作为记忆的有效载体,已经带有商业价值。

    在中国大陆最大的古旧书交流网络平台“孔夫子旧书网”上,一本1979年的油印本《今天》,标价85000元,而一本《他们》创刊号则标价3000元。民刊作为一种藏品,它的流通与交流呈现出的民间与行帮气息促生了细微的亚文化气息,商业和意识形态利益兼顾的展览会也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民刊持有者对诗歌地图重绘的热望会降低,转而投靠名物学。民刊作为一种藏品所携带的地理分布的知识,很有可能取代对新诗诗学的文化地理认知功能而被肤浅化。

    三、地理学的救赎

    如上所述,图书馆和私人博物馆之间,正基于相似的规律彼此分离,在当代形成话语间距。由民刊的地域分布差异和聚落的意识不同导致的地理差异,如果内化到话语层面,就形成了思想史甚至是心灵史的复杂话语地貌。借民刊探讨新诗发展史中的地理因素,实质上是一种关于新诗未来命运的空间关怀。毋庸置疑,新诗的发生紧密伴随新文化运动积聚的文学革命冲动,在历史时间上与文化运动同步,因此必然有基于革命目的和利益考虑的主动遮蔽。它是在汉语文化主体的命运攸关的时刻产生的,充满文化使命的荷载。

    只有探讨革命阵营和其他部落之间的话语共生关系的时候,才需要实施话语纵切术,而在话语地貌的细微分析中,看到同质的时间因素和异质的审美追求。革命的发生往往跟历史时间有密切的关系,但诗人必须是在空间中雕塑时光的人,必须间或离开历史的线性思维。

    遗憾的是,新诗发展到现在有一百多年了,还没有摆脱庸俗的历史时间性。1949年,新诗经过30多年的积累,有了一定的现代性氛围,但在中国大陆,它以时间的方式终结了这样一个审美现代性的空间生长进程。一直到后“文革”时期,诗人们重新整理时间的遗物:地下诗歌群体及其文化沙龙。20世纪60年代的诗歌存在,是一个时间缝隙中非常独特的青年区域性存在,白洋淀、杏花村,在各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在1978年后的一段时间,所谓新的诗歌时期,并无新的诗歌呈现方式产生,那时,青年诗人实际上是历史诉求的主体,他们属于历史时间,因而未离开历史现场,未免疫于历史时间的病毒,并无根本的自救能力。

    《今天》创刊号的张贴方式,就是一个话语争夺的空间行为,民刊产生与这种话语空间诉求。70年代末期的大部分民间诗歌刊物,是伴随“文革”中常见的一种浅层次的民主诉求而产生的,这种影响到现在实际上一直还有。人们在描述先锋派,但还没有一个进入历史的诗歌描述是充分注意到地理因素的。诗歌的先锋派是一种假象,因为他们还未在空间关怀之中找到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

    从诗语创生和新诗的学术话语独立的角度看,新诗诗学的地理学思维已是当务之急。在国外,文学地理学、文学地图学都已是显学。但就新诗当下的存在状况和已有的历史描述而言,它是属于时间的,而不是属于空间的;是属于历史的,而不是属于地理的。地理缺失不是技法缺陷。在技艺上进行改良并且付诸连续的诗歌行动,然后就能将地理因素、将一种诗歌的空间思维形式,引入到新诗的研究理念中吗?这非常艰难。

    在20世纪80年代,小说经历了非常密集的地域文化的唤醒,比如“矮凳桥系列”“商州系列”等,这些更小的基于地理概念小说系列,向读者展示出,作为文学地理标识的地名,并不是各级行政单位,而是一个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的内在的文化心理体现,它更多基于风俗画和风情画。但诗歌没有和小说相类似的经验,没有明显配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寻根行为,来关注自己所身处的“诗歌地理”。

    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小说地域性的文化寻根,并没有使小说获得地方性,获得一种基于地理的和空间的小说审美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中看似基本缺席的诗歌,在那时也在进行一个写作主体的、地域性的聚合。在20世纪80年代,诗群的概念出现了,开始有历时性的诗群,比如说崛起的一代、第三代等等,而后由代际诗群转向一种地域的诗群,比如说大凉山、南京、上海等诗人群。这种聚合在经历了二三十年之后,逐渐有了它的结果,但还缺少一种理论的继续提升,需要从时间描述中剥离,进行另一种模式的提取和凝练。

    诗歌地理学思维,绝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地域性,甚而,就语言层面来说,可能也不仅仅对应方言。它可能是一种基于空间的诗学,是一种更深层次个体语言的根性。为什么在我们的诗歌处境中要提倡地理性思维?诗人是被捆绑在时间的战车之上的,是在革命话语中的存活的,一直到现在,它还带有这方面的惯性。当下诗界自发的地理思维,并不说明所有在大陆生活的当代诗人,都对诗歌的文化来源产生了空间焦虑。这些所谓地理因素有可能还是对应诗界名声、诗歌地位、历史评价、经典化的可能性、诗歌利益等等问题。

    反观小说界,能促进新诗进行的这种空间进程,深化文体反思。金宇澄的《繁花》实际上在进行一场战斗,一个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战斗,他在这场战斗中能够胜出,不是绝对借助于方言和上海话。《繁花》的获胜主要得益于言语的自残,他把他的语句切成了许多碎片,这些语句甚至藐视了语法,使整个《繁花》的语言呈现了伤残的基本面貌,受伤成为文本的一个基本特性。金宇澄依靠切割语言的方法来使汉语苏醒,因此作家获得的是一种畸形的话语。以这种方式,他叫醒母语,并给他的表达提供了方便——金宇澄突然对历史经验有了一种空间属性的表述能力。

    从中能看到一种本雅明的提醒,在他的著名的《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说的,在时间链上的一扇门终于被打开了——“历史是一个结构的主体”(7)。这扇门被打开以后,我们发现“文革”在他的小说中不是一个时间轴,不再是粗浅的政治反省的历史序列,而是一个空洞。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以及其他的红色写作,王安忆向张爱玲致敬的写作,包括程乃珊等人对“上海”的写作,他们都认定“文革”在上海最红的一段时间里是不能作为空间来书写的,它只具有时间属性。但是金宇澄证明并非如此。实际上,不是金宇澄创造了“文革”的上海场域,而是他的有效语言表述了对象本有的空间属性。《繁花》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它基于小说地理学的卓越建树。这个成就的实质是对语言施虐,作碎片化处理的言语催生。

    这种文体的话语启示是一个特例。长久以来都是诗歌在提醒着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诗歌不论它获得的社会评价如何、文化地位如何,一直处于对文体上意义上的新文学的引领状态。

    引入地理学思维的话,新诗中的“我”,一个抒情主体或者叙事主体作为地理学意义上的存在物,要学习马丁追问文学地理学的三个问题(8),植入地理思维,促成话语独立:第一,是什么;第二,在哪里;第三,意味着什么。先来追问“我”是什么。因为假设了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主体“我”(实际上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当人们认为“我”在语言、文体、风物、个体风格之间有一种选择性的时候,就已经作了一个预设:“我”是一种很完整的、独立的事实性存在,是完成的,既定的。而地理学思维就是重新来拷问“我”是什么,“我”究竟在哪里,是怎么样的,让主体获得反观的空间,知其未成。然后才会讨论“我”选择了什么样的语言和文体,表达什么样的风格。

    这也牵涉到一个新诗“及物”的问题:对物的关注实际上很多作家在做了,但为什么在诗歌、电影、小说、绘画当中还不能够真正及物呢?及物是一种言语的区域混乱,因为言语就是“我”的言语,如果“我”没有个体语言的话,那么在哲学意义上,“我”是不是一个独立存在,就打了问号。几十年的历史的惯性和历史的伤害,已经破坏了一个表述者,包括抒情者和叙事者的言语,人们在竭力地逃离公共语汇,尽量让自己写下的句子不是可以从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中翻找到的意义。

    但是反过来想,诗人在书写中所经历的不可回转的历史性的破坏,在汉语的母语的意义上,他们成了离家失所的人。那在这样的前提下,去谈论“我”所具有的技法、文体癖好、风格,可能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需要同时来自时间性的提醒和空间的提醒,促成诗歌的抒情主体才能不断分蘖。对一个作者而言,一个不论是完整的“我”,还是正在完成的“我”,它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或者哲学意义上主体层面的“我”,另一个层面是作为抒情者和叙事者的“我”,这个“我”实际上就是文学角色,它最终会反映出一个哲学主体意义上的“我”,也就是在最背后的那个“我”。当下诗人可能有两种倾向,一是在逃避时间性的疑问或是陷阱;二是推托,把这种困境直接推给技术,或跨越时间的围墙直接把它推给哲学。整体历史学施与了新诗什么?这是每一个诗人或作家都应该回答的问题。

    提倡诗歌地理学,实际上就是要接受这样的一种提醒,发出自己处于时间陷阱当中的、朝向一种空间之穴的呼救。最近,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女上海”的诗歌团体,他们就是通过进行一种及物的诗歌写作来致物。写物的时候总是在悟道,从一个物当中听到物在说话;而仅仅听到它道的揭示,顶多是一种复杂的层积。一种存在主义的诗歌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达到。鲁迅早年编写佛教故事,丢掉了譬喻而只留下了故事。鲁迅的弃道,就是想挽救被佛教经理绑架的指向道的那种喻示,那不是文学的职责。他把那部分切割掉之后只留下故事,让读者去品味,这样就复活了它的多义性。所以“女上海”的格物致知是通过物来让言语主体的“我”迷失,坠入一种黑洞和深渊,从而逃离被赋予的被强加的一种话语公共区域。

    当然,在文学交流和传播的层面上,文学必须体现公共性,否则就会陷入“天书”。但一心朝向公共领域迈进而不自觉,伴随个体言说的萎缩,在经历了极度的主体“个性化”以后,就会形成一种另外一个层面的公共性,也即话语公共性,从而陷入整体历史或精致地理。新诗诗人必须完成这次反诘:是应该向我们本来应该批判的公共性妥协,还是朝向另外一个方向来抵达一种更加黑暗的公共性?黑暗的公共性在美国在欧洲曾是美学意义上非常明亮的区域,是他们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元素。

    新诗地理学可能会最终来到一个“未完成的自我”的问题区域。这种“我”的未完成性对应的是“我”在诗歌中的稳定性。“我”在主体道德负载方面的反思体现得越清晰,新诗中抒情主体自我的疑虑就会越多。在当下语境当中,对自我有充分疑虑的诗人,他的言语才有更大的生命力。

    比如说杨键他已经通过自我的拷问,形成了一种“马鞍山地貌”,而韩东则可能是南京的另一话语地貌,于坚则是云南的。人们在蓝蓝的诗歌中看到北方,北方在公共话语领域,可能是一个非常多义的词汇:它在历史当中比较陈旧,它经常被建构,而且是一种普遍性和公共性的建构,是一种基于文化体制上的建构。那么,北方就会成为一个失去了创造动能的文化语汇。但是在蓝蓝诗歌中能看到一种新的北方——北方精髓也是可以提炼和重塑的,像学者们在诗歌中提炼江南精髓一样。这些充满了自我言语根性疑虑的诗人主体,在逐渐形成一种言语的地貌。

    正因为这些诗人的存在,在言语层面上的返乡才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出现以后,新诗才有了它的言语,才有了它的抒情主体。


    注释:


    (1)[美]罗伯特·戴维·萨克:《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黄春芳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

    (2)(3)张清华:《中国当代诗歌地理的若干维度》,《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825页。

    (4)[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5)[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2页。

    (6)[美]阿兰·邓迪斯:《民俗解析》,卢晓辉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7)[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73页。

    (8)[美]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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