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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润良:让主旋律小说好看起来
    • 作者:郑润良 更新时间:2019-04-25 08:08:18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884

    《太阳升起》有一个很“主旋律”的题目,也有一个很“主旋律”的结尾:“整个山野从黑夜到黎明太阳升起,都处于从来没有过的欢腾中,也向人们宣告:一向贫穷、落后的西盟佤山,从此在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带领下,结束了那苦难的过去,开始了新的生活。”类似主题的小说、电影可以说比比皆是,但是能够凭借其艺术力量打动受众的却寥寥无几。提起主旋律作品,一些受众会有主题先行的刻板反应,这毋宁说是由于某些宣教色彩过于浓厚而艺术力量薄弱的作品所致。如何让主旋律作品好看起来,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先生生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太阳升起》,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同质化。不管是乡土题材还是都市题材,作家们似乎一股脑地奔向“底层写作”或都市底层、中产的婚恋危机,大量面目模糊不清、内容相近的作品出现在各级文学期刊上。这与许多作家没有深入挖掘个人独特的生存经验、开拓个人的创作视野、闭门造车是直接相关的。严格来说,每个作家的每部作品都必须向世界、向读者奉献独特的东西,否则这个作品就没有存世的价值。彭荆风先生向来格外重视作品的“独特性”价值。在一次访谈中,他曾经提到云南文学如何以题材的独特性赢得大影响,“上世纪50年代,我们虽然处于云南这么一个边远的地方,但文学目标定得并不低,就是北京,就是全国性影响。我们很深地思考过,写兵我们写不过那些专写大型战争题材的,写都市生活我们写不过巴老,但我们可以写边疆生活,边疆的少数民族生活是其他人没有写的,所以写这个东西是有创造性,就写响了,成功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思路是对的。”对于云南文学是如此;对于个人而言,也是如此。彭荆风先生自1950年作为解放大军中的一员进入云南后,60余年来扎根于红土高原,笔耕不辍,创作的《当芦笙吹响的时候》《边寨烽火》《驿路梨花》《今夜月色好》《绿月亮》《挥戈落日》《孤城日落》《滇缅铁路祭》《解放大西南》等一系列作品始终聚焦边疆生活、聚焦少数民族生活,脍炙人口,在当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太阳升起》以艺术手法生动展现了1952年冬以来解放军派工作组开辟西盟佤山这一段既艰难又有历史意义的变革过程,以作者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在题材上就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对于后人走进这段历史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佤族人解放前在内外压迫下苦苦挣扎的状况、特殊年代的残酷风俗、解放军在少数民族部落开展工作的难度等等都一一在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同时,就主题而言,男主人公金文才所带领的三人小组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难关、赢得蛮丙部落首领窝郎牛的最终认同和全体佤族人的衷心欢迎,归根到底靠的是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和开展民族工作的扎实作风。事实上,当时我军在进军大西南期间,不仅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还高度重视加强部队的民族政策教育。进军西南作战开始后,由于我党我军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各部队贯彻民族统战政策有力,各少数民族迅速动员起来,或提供粮、肉等物资,或踊跃参加支前工作,使我军在少数民族地区顺利完成各项任务。正是由于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我军的美誉不胫而走,为赢得西南大解放创造了坚实群众基础。《太阳升起》正是以这种历史史实为背景而创作的,解放佤山也是解放大西南的一个缩影,作品让我们重温了早期共产党人开展民族工作的艰苦卓绝以及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对于今天的党群关系、民族工作依然有很深的启迪意义。


    有了好的题材与内容,更需要精湛的艺术手法作为支撑。正如一些论者所评述的,彭荆风在长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园地里,有他自己的追求和创造。他着力于由人物命运的跌宕和社会生活波澜的起伏所形成的强烈的故事性,甚至是紧张的气氛、悬念,但也不忽略作品的诗情画意、格调韵味,而这一切都汇集到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上来。他的小说,在艺术上有一种单纯的美,有一种不可遏抑的激情。和一些接受了半生不熟的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一味追求“形式实验”的作家不同,彭荆风认为,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是作品成功的关键。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无不建基于一个个血肉丰满、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之上。为此,必须对特定的人群、他们的内心世界及其生活环境有深入的体察。而这些,正是彭荆风的强项。《太阳升起》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两个人物无疑是金文才和窝郎牛。对于这一正一反两个人物,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加以单向度的刻画,而是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描摹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内心的丰富性,从而让人物真实可感。金文才是一个战斗英雄,曾经深入敌营说服敌人带兵起义,但作者并没有一味张扬他光辉的一面。对于领导让他只带两三个人进入蛮丙部落开展工作的任务,还是心有恐惧,深感这“单刀赴会”的蛮丙之行九死一生。当然,出于军人的天职,他坚决接受了任务。在是否要插手窝郎牛家事解救叶妙时,他也产生了踌躇心理,担心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工作组进驻部落的大局。最终,以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使他放手一搏,赢得了部落群众的广泛支持,真正为解放军赢得了人心。窝郎牛作为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贪婪专制,因为发现被他冷落的叶妙与人偷情就将她绑在“人头桩”上要处死。对于这样一个“反面人物”,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漫画化,而是将他的心理斗争真实呈现出来,他对叶妙既有恨,也有旧情未了;对解放军,既希望得到保护,又担心危及自己的统治;对族人,既压迫,也想要保障他们的整体利益。他和金文才之间的微妙博弈既呈现了两人不同的身份定位与心理特征,又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戏剧性与悬念。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作品的戏剧性与可读性确保了作品审美效果的完整呈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好的作品必须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太阳升起》就是这样一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好作品。只有思想性、艺术性、戏剧性完美交融,才能让主旋律作品好看起来,这就是心中有人民、笔下有乾坤的彭荆风先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给我们的启示,也是老作家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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