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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话诗人”的时空意识 ——读绿原早期的诗作
    • 作者:王丽丽 更新时间:2019-11-18 09:00:32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797

    1942年、1943年,刚刚20岁出头的绿原因为“七月诗丛”第一、二辑接连推出他的两本诗集《童话》和《集合》而为诗坛所知晓。绿原为什么初出茅庐就被命名为“童话诗人”?诗中所映照的年代似乎与童话所寓指的美好世界相去甚远,读者从诗集中感受到的,更多的是诗人的忧郁、愤怒,以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觉。显然,第一本诗集之所以被命名为“童话”,更多着眼的是诗人创作运思的特点。


    童话思维在《花朵》一诗中有较典型的体现。花朵在作者的笔下富有人的多样情态,“有轰笑的热烈的花朵/有撒野的风骚的花朵”;诗人想象童真而新颖,他认定这些“说不出来的只知道是很好看很好看的花朵”,应该是“从遥远遥远的青空飞来”的,“该是那些寂寞得发白的星群/悄悄地思凡了 悄悄地跌落了”;全诗热闹非凡,像一幕童话剧,因为“爱花的同志们/都呼幺喝六地 成群结队地/欢天喜地地 大惊小怪地/向着旷野 来了 都来了”,“太阳扶着光芒的手杖走来了/牛羊从广场上蹦跳着来了”。童话思维的核心是万物有灵,所以拟人的使用频率很高。准确地说,童话思维压根儿就不存在“拟人”的修辞意识,万物原本就是活灵活现的。在童话思维中,感觉还经常交错融通:“那时是太晚了,/村落里没有灯;/闪亮闪亮的/是河水的声音。”(《这一次》)


    1944年,或许是受到为了逃避被征调到“中美合作所”而不得不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刺激,原本如童话般思维的绿原迅疾地转向了政治抒情诗的写作。这期间诗风的跨越和改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相当数量的诗歌变成了面向读者直接呼吁和交流的对话体。即如《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诗中所揭露和罗列的社会现实固然是光怪陆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对童话世界的美好期待也随之被弃绝,相反,作为一种蛰伏于内的理想,它促使作者观照现实的眼光变得格外严苛和犀利。在诗人的笔下,现实社会明显分裂成了两大极不平等而尖锐对立的阵营:“快乐而自由”的“天国的选民”,以及由“地狱的牧者率领”的“一群哀军”。诗人自然认同于在“这无光的大陆”上“从事反抗和斗争”的后者,并且宣告:“在中国,伟大的诗人们正向你,可爱的读者,写着革命史”。


    也是在政治抒情诗中,绿原表现出了对时间和空间超乎常人的敏感。在为抗战胜利而作的长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的题记里,诗人精确地计数着,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抗战的全部日子:“共计八年一个月零八天……”如此刻骨铭心,是因为这一段无比凝重的时间非普通钟表可以铭记,能够对“九死一生的胜利”“计算时间的/只有/我们的/从红变紫,又从紫变黑了的/血呀!/我们的/变白了的/骸骨呀!/我们的/用以突围出来的意志的/痉挛的/粗糙的棱角呀!”诗人将这一段对每一个国人和中华民族整体都具有非凡意义的时间,表达成了一个非常有质地的空间意象:“我们/渡过了/从奴隶身份到主人身份的/闪电和急雨交加的/狂暴的海峡。”甚至诗的标题也是诗人独特时空意识的凝聚:“终点”和“起点”,既是历史起讫的标志,同时也带有浓重的处所与空间意味。


    “炼狱般的时间”的终点,也将是返回家园、重建安宁幸福生活的起点:“我们要/叫家畜同主妇在一起,/叫斑鸠回到桃林唱诗去,/叫白鸥恢复它的笑,/叫马匹到草原去跑”。动物、人,与各自适宜的活动场所的正确配置与和谐组合,就是十分空间化和具象可触的幸福安宁。


    民族解放的终点,又是建设现代国家的起点:“时间/以火车的速率/前进着,”我们“必须吐弃掉/过去的唾沫,/咬嚼着未来——/我们要带着/虹色的荣耀/用云块似的钢铁/将中国/建筑在/世界大街上,/与北方的大熊为邻”。“使中国的门牌/按着/1945,1946,1947……的号码/改变,/在中国的门口/插着/路标:/——左通欧罗巴/——右通亚美利加”。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在全球交往中“表现出/中国的/豪壮的风度”。理想蓝图的大厦,分别由对时间的瞻顾和对空间的设定来奠基。


    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壮丽的时空转换,也使绿原先前的两大诗歌类型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理想正如童话般在现实中展开,“出门就是阳光/阳光又润又甜”;(《儿童节献诗·第一天》)政治抒情诗也随之呈现出全新的色调,《唱歌的少女》“她唱起来,像花在开放。/歌声洒在空中,/有香气四散。”这是一个“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能变成歌”的时代。


    如果空间正如现代理论家们所言,是由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塑造,并且是各种关系交互作用的物质凝定的话,那么,它不可能不时时触动诗人原本就分外敏锐的时空感觉。天安门,作为一个铭刻新的“时间开始了”的历史地标,它“站在那里,/望着中国,/望着世界”。“他不讲话”,但“他对一切都有把握”。(《天安门》)王府井既是展示中国人民和平丰裕生活的窗口,更是各民族汇聚和交往的枢纽:“王府井有北京的性格:/亲热、慷慨。”“拥护和平的人/个个称赞王府井,/用各省的口音/各族的口音/各国的口音称赞王府井。”(《王府井的人行道》))


    能够更加真切地表达绿原对新的共和国尤其是心脏北京的热爱的,是两首写于1953年的诗,这一年,绿原从武汉调入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在中南海上班。“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我的脚步总是很慢很轻,/我总想在这一带多逗留一会儿,/我总是一面走、一面倾听。”“我每次经过这一带,/我的心像喷泉一样/涌出了神圣的火星”。让诗人产生如此虔诚的感情并留恋不已的原因,并不是风景,而“是那里面有一颗伟大的心脏,/是那颗伟大的心脏和我的心脏相连”。(《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


    绿原不仅用心去谛听中南海的脉搏,也在《夜里》用心感受北京的呼吸。“在夜的墨绿色的羽纱下面,/我走着……”走过“最后一班电车空着回站了”的大街,走过彻夜不眠的火车站,同时也走进了有趣并已经睡着了的胡同。“沿着每一家的窗口走过,/我听见人们的均匀的呼吸,/像听见了北京的呼吸……”


    诗人之所以对新的社会产生了真诚的颂赞之情,是因为真切地感受到了千年古国正在发生着的深刻而迅捷的巨变。在《火车在旷野里奔跑着》一诗中,作者坐在代表着新中国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上,“凝视着旷野和它的表情”,内心的思绪也如火车般翻腾不息:“旷野几千里都是一样的,/但每一寸有每一寸的轶事;/旷野几千年都是一样的,/但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奇迹。”


    在绿原写于1950年代前期的诗歌中,《小小十年》显得例外地理性与平实。该诗是作者自己锡婚的纪念,其中道出了一些婚恋的真谛,比如“十年前,我们开始相爱/我们并不懂得爱情/就像小学生不懂得语法/第一次学做‘作文’”。最耐人寻味的是该诗的结尾:“时时给生活添点苦碱吧/爱情才不会由甜变酸”。这本来是一则爱情保质的箴言,但谁也未曾料到,作者的人生确实还有一段像苦碱一样的时期等待着他去历练,而这一段无可复制的生活阅历与体验,还将把诗人的时空意识锻造得更加精纯,使之进一步跃升到哲学的高度,并最终成就他写出撼人心魄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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