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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中的民间文学建构与嬗变
    • 作者:毛巧晖 更新时间:2019-12-27 10:29:33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892

    民间文学在民众中产生与传承,她具有区别于作家文学的独特文学性与审美性。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发展、研究与新的民族国家话语建设紧密相连。


    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新”发展(1949—1966)


    民间文学进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话语不仅影响着民间文学的研究,它本身亦成为其研究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成为铸造新的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因此首要就是从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领域重构民间文学,突出其人民性。


    1949—1966年的文学开启了在文学领域重塑“社会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人民”的旅程。对于文学作品,关注的是影响文学的思潮,而不是作品本身。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成为铸造新的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因此首要就是从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领域重构民间文学,突出其人民性。人民性成为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标准,民间文学无论在作品审美与批评,还是资料搜集中都强调人民性,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启的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少数民族文学调查中积极践行这一标准。


    1949—1966年,搜集与整理成为民间文学领域的核心话语之一。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成立后,开始采集全国一切新的和旧的民间文学作品。在民间文学领域,把资料搜集更多当作获取民间文学研究文本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学人工作的重要部分,他们努力将口头资料转为文献文本,且研究者根据具体情况对其进行阐释。如1951年贵州贵定县委发出搜集万首民歌的通知,参与搜集工作的有文工团员和政治部工作人员。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县份,全县人口60%以上是苗族、彝族等。“这些民族中所藏的文艺财富,不论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各方面都极为丰富。”所搜集的民歌以“花歌”(即情歌)最多,其中反映新生活的约占20%。钟华在编选《民歌集》时,把贵州各族人民土改后表现新生活的歌谣纳入其中,他认为这些歌谣是“伟大时代的历史记载”。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初步规划”,同年8月相继组成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8个少数民族调查小组,这些调查采录工作成果显著。1958年,在党中央的号召、生产大跃进的激发下全国掀起新民歌运动,蓬勃发展的群众创作促进了民间文学工作的迅速发展。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同日,民研会主席郭沫若发表《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本刊编辑部问》。他认为:对于民间文学,“研究文学的人可以着眼其文学价值方面;研究科学的人可以着眼其科学价值方面”。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采录具体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强调要将整理工作和属于个人创作的改编与再创作区别开来,并提出编撰科学资料本与文学读物本,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1961年3月25日至4月2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编写出版计划》《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编选和出版计划》《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汇编编辑计划》。1961年4月,成立了整理和研究调查报告的中央机关——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召开了全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会议。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等集结成册,大量成果都是首次面世,它们为丰富中国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对建立民间文学完整的资料体系有重大意义。


    1949—1966年民间文学进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话语不仅影响着民间文学的研究,它本身亦成为研究的一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形成了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格局,各个民族的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等集结成册,但为了适应国家话语要求以及当时文艺学研究模式的影响,民间文学作品的选择标准都以社会历史价值为核心,这样一些民间文学样式与作品被遮蔽,这对全面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建立完整的资料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民间文艺学的恢复与研究的多元取向(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


    围绕民间文学基本特征的重新探讨展开。新时期学界意识到民间文学资料搜集中忠实记录为第一步,强调原始稿对于研究的意义。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取得迅速发展,多民族民间文艺格局进一步稳固并取得丰硕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民间文学开始回温,首先就是围绕民间文学基本特征的重新探讨展开。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论述了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即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变异性;姜彬、陈子艾等提到了民间文学的匿名性、“文学与非文学的双重组合性质”等;段宝林、老彭强调民间文学的“立体性”;刘锡诚则提出“整体研究论”等。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亦称为纯文学)的区别角度着手,强调民间文学的复合性,注重对民间文学的文化学意义的探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领域朱宜初、李子贤、陶立璠等则强调民间文学的人民性和民族学;其中对于人民性的论述,沿承了1949年以来民间文学基本特性的讨论,但在20世纪学术史梳理中,它被所谓的主流讨论所遮蔽。


    其次则是民间文学范围和分类的讨论。对于民间文学范围的讨论从现代意义的民间文学兴起之时就已出现,如胡愈之刊发于《妇女杂志》1921年1月号的《论民间文学》就参照英国民俗学的范围对“民间文学”进行了罗列。新时期对民间文学范围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民间文学与文学领域其他文学的区别;民间文学不能完全排斥书写;集体性与口头性是民间文学范围厘定的基本。民间文学的分类是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民间文学的分类,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一直伴随着民间文学范围的讨论,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谜语以及郑振铎的俗文学讨论等都涉及这一问题,但并未形成专门的体裁学讨论。1949年以后,民间文学研究纳入社会主义新文学建设体系,重点吸纳了苏联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等理论,民间文学的分类基本参照作家文学体裁,但当时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等并未专门进行讨论,比如当时对于“神话故事”“传说故事”等的并用,当下民间文学领域普识性的“四大传说”,在当时则为“四大传统故事”。到了新时期,随着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国家开启全面搜集民间文学的工作后,民间文学保存就直接与分类相关。在1986年4月4日—4月16日,中芬两国学者在广西南宁和三江侗族地区进行了联合考察和学术交流。马名超、富育光、乌丙安、张紫晨、李扬等在会上均对民间文学分类进行了阐述,他们基于在汉族及赫哲族、鄂伦春族、满族、蒙古族等实地调查,对民间文学体裁,尤其少数民族体裁的特殊性进行了思考,如史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等。那一时期对于民间文学分类的探讨出现了很多“削足适履”的现象,尤其是体裁名称的表述未结合“地方性知识”,劳里·航柯(Lauri Olavi Honko)所批评的“孜孜于孤立文化现象的研究,文化特征独立于人和社会之外,仅能从书面上研究而脱离了其社会环境。实体被分割成越来越小的片段,并且不依照其在文化中的功用和结构而依其内容和形式予以分类整理”,更是比比皆是。


    再次,民间文学普查与资料保存。民间文学研究,广义而言也兼及对它的搜集、记录及编纂等。新时期学界意识到民间文学资料搜集中忠实记录为第一步,强调原始稿对于研究的意义。这一时期《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以下简称“三套集成”)工作开始启动。三套集成要具有“科学性、全国性、代表性”,既要求汇编优秀的作品,同时又要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具体调查中贾芝强调要贯彻“全面搜集”和“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关键是忠实记录;建议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进行调查、采录,同时要建立档案。马学良则提出作品的真实性和为“集成”作品加注释。这一时期段宝林还提出调查中要使用“立体描写”等方法。资料搜集思想的阐述中,大都提到资料搜集后的保存与保管,这也是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的共同问题与难题,正如富育光所言它“关系到民间文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基因和条件”。新中国民间文学资料保存与保管中,关注民间艺人(80年代以后称为传承人),这从延安时期就已开启,如盲艺人韩起祥等;1949年以后,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在调查中也注重他们在一地对民间文化的影响,如陶阳在调查史诗《玛纳斯》时,对“玛纳斯奇”“交毛客奇”“额尔奇”“桑吉拉奇”等进行集中访谈,并撰写歌手小传。1979年召开了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更是突出了他们在民间文艺中的特殊位置。乌丙安、贾芝、马名超、贾木措、顿珠、李朝群、张文、马学良等分别强调了民间故事传承人、故事家、歌手等在传承中的重要性,并提出制作歌手、故事家传承世系表等。此外在中芬联合调查与研讨会上,劳里·航柯、劳里·哈尔维拉赫蒂(Lauri Harvilahti)、马尔蒂·尤诺纳霍(Martti Junnonaho)等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民间创作保护、民间文学档案库建设以及对资料的技术保护规范、利用计算机保护资料等。


    最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取得迅速发展,贾芝、仁钦道尔吉、祁连休以及钟敬文、刘锡诚都积极推动并参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搜集整理,多民族民间文艺格局进一步稳固并取得丰硕成果。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成立后引领了全国民族文学研究,并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如民文所承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之编纂、对少数民族全国性学会的组织管理及通过编辑刊物、资料集等推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国际交流工作等;主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维吾尔学会、中国蒙古文学学会、中国《江格尔》学会、《格萨尔》学会、侗族文学学会、东北满族文学学会,“对整个学科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组织及管理的作用”;此外还积极参与或协同西藏、甘肃、云南等地举办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调查和民族文学作家创作、翻译等讲习班;创办相关研究刊物、编辑研究资料,组织全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全面呈现全国民族文学研究现状,如:《民族文学译丛》翻译引入法国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德国海希西(Walther Heissig)等有关《格萨尔》、蒙古史诗研究,并沿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诗研究传统,引入蒙古国、苏联的史诗研究,同时分主题集中编辑全国史诗研究文章,既全面呈现了全国乃至世界史诗研究的概貌,也为国内史诗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同时亦积极译介国外神话学等研究成果,这些对于全国民族文学研究格局、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研究呈现多元交融的景象。首先就是民间文学出现明显的文化学走向。民间文学比一般作家文学与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再加上在欧美,民间文学本就属于民俗学领域,所以在80年代“文化热”兴起中,它迅速找到了契合点,在其思想发展史中出现了一次大的转向。以钟敬文为首的民间文学学者开始从文化的视角解析民间文学的特殊性,并提出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等新术语,但民间文学并未将其内化与吸纳。


    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民间文学就采纳民俗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思想是欧美文化人类学的传统,他们将民间文学称为口承民俗,至今它在美国仍是民俗学研究的最普遍类型。最初阶段民间文学尚保持和坚守自身的研究本位,民俗学为民间文学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与视域,如民俗学领域对“民”的讨论,突破了政治视野的“民”之内涵。“民”不再指农民或乡下人,而是演化为“人”,民俗即“人俗”。这就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民间文学逐步纳入其研究视野,比如80年代出现的新故事、90年代流行的都市民间文学等。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也注入多重维度,从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等分析阐述,如欧洲民间故事学理论和形态学被引介,比较故事学(刘守华《比较故事学》)研究兴起,原型批评理论开始引入,等等,这使得民间文学出现了又一个发展高峰。随着民俗学的兴盛,它逐步成为民间文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原本的民间文学学者转型为民俗学者,正如后来学人所称“一套班子,两块牌子”。20世纪80年代末民俗学暴露出了学科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学人提出要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那就是借助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人类学走向,并没有使得民俗学理论得以提升,反而在研究中逐步迷失自我;同时民间文学与其他的民俗事象存在显著差异,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进一步将民间文学边缘化,民间文学研究理论更加薄弱。1996年云南大学中文系和《思想战线》编辑部联合召开关于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学术讨论,其中专门提到学人学术转向的问题(当然也暗含学科研究的学术转向),指出民间文学研究者把坐标调整到民俗学、文化学等外学科的角度,短期内难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与构架。90年代民俗学派还存在一个侧翼——文艺民俗学。它在“民俗和文艺学的结合点上,共同建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其研究路径主要有:运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学文本的生成、风格进行解读;民俗作为文艺批评与文艺审美的一个维度;基于“文艺人学观”,论述文艺与民俗的内在建构。尤其后者,在认可民俗与文学,特别是与民间文学之间特殊关系的前提下,立足于文学的研究本位。


    最后则是文艺学视域下的民间文学研究继续发展。中国民间文学的兴起与新文学运动有着渊源,最早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大多是在文学上颇有成就之辈,这就注定了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文艺学倾向。1970年代后期民间文学研究沿袭1949—1966年时期的文艺批评传统,重视对作品文艺思想的分析,如对民间文学不同文类,像史诗、民间歌谣、神话、传说等文艺思想的分析、艺术特点的总结以及不同民族之间民间传说、民间歌谣等艺术特点的比较等所占比重较高。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新的理论被运用到民间文学分析中,如精神分析法、原型批评理论,并在民间文学史的编撰中进一步推进“整体文学观”,如吕微在《〈中华民间文学史〉编写研讨会纪要》中所述:“整体性应当是此项研究的立足点之一,即把中国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来宏观把握”。


    民间文学研究的本位缺失及民间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与多元范式(1990年代末至今)


    大量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始介入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精神分析、原型批评、文化相对论等交融并置。多视角、多视阈的研究使得民间文学“人民性”、思想性以及现实主义等“一元性”的文本分析渐趋被打破。


    世纪之交,正如刘锡诚所言学者开始对“不同的社会情势和学术氛围”中出现的“不同的思潮、流派和人物”进行梳理与讨论,众多学人关注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的转化。大量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始介入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精神分析、原型批评、文化相对论等交融并置。多视角、多视阈的研究使得民间文学“人民性”、思想性以及现实主义等“一元性”的文本分析被打破。从90年代末开始,民间文学的本位缺失成为学人反思的核心与焦点。首先就是再次掀起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关系的讨论。这一问题从民间文学兴起之时就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21世纪初,“作家文学中的民间文学”和“作为相似艺术形式的民间文学和文学”引起关注,“民间文学源头论”被重新梳理与批评检视,民间文学被重新置于中国文学史脉络中梳理与反思,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交融、作家作品对民间文学的使用亦重新梳理与思考,同时新兴的人工智能、网络文学也被纳入此讨论视野。其讨论中心转移到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重合”“交叉”“相似”等。


    民间文学的文学性集中体现于其“口头性”,但民间文学并未被视为口头文学看待,而是“把口头文学转化为书面文本,然后按书面文学的概念框架和学术范式进行研究,正是这种书面范式的积习,导致民间文艺学学科独立性的丧失”(刘宗迪语)。户晓辉亦提到:多数中国学者将民间文学等口头转向理解为“一种理论认识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而忽视了民间文学转向实践科学的可能性”。民间文学研究发生了从书面到口头的转换,同时民间文学也渐趋被替换为“口头传统”(或“口头文学”)等,话语转换背后所呈现的是“思想”变迁。新世纪对于“口头性”的阐述触及民间文学根本,研究者从不同维度、不同视阈出发,共同推动民间文学逐步脱离传统“书面文学”窠臼,形成适合自身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同时也为“书面文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推动整体文学的发展。


    普罗普的形态学理论从1960年代苏联史诗理论引介中就已有提及,只是后来这一理论未全面引入,亦未用于中国本土民间叙事的研究。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母题、母题链、主题、类型等成为民间叙事形态分析的“重要概念”与理论工具,如李扬《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母题、母题链、主题引起了相邻领域的关注,母题也与数据库建设联结,民文所数据库建设团队对民间叙事母题,特别是神话母题数据库的建设,为研究者提供了资料库与新的数据平台,当然其效用度与影响力还需长时段考察。但这一研究视阈的深层推进较慢,尤其近年来渐趋沉寂、冷落。进入新世纪,对口头传统(口头文学)研究影响较大的有:其一,口头程式理论。20世纪末21世纪初,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开始大量译介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其关注口传文本背后“口头的诗歌传统”,注重分析总体性的民族文化谱系,从而对“非书面样式的结构、原创力和艺术手法”、“口头创编”等进行阐释。其二,表演(performance,安德明、杨利慧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翻译中将其译为“表演”,巴莫曲布嫫等则将其译为“演述”)理论。该理论注重口传叙事的“表演(或演述)语境”,“语境中的表演(演述)”、“交流实践”中的文本等成为“口头性”分析的新维度。其三,民俗志研究。如刘铁梁所言,民俗志研究以明确的问题意识为先导,注重对民间叙事的日常生活属性的分析,这一研究维度与民俗学的“民族志”研究对接,注重神话、民间故事等民间叙事研究的当下性,如杨利慧对现代口头神话的民族志研究等。民俗志曾一度成为民间文化研究的主流,但其缺失与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反思,尤其是民俗志的重复度过高、成为新的“文本”资料集,就此《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刊发了高丙中、王建民、张小军、郭于华、吕微、张海洋、朝戈金、庄孔韶、巴莫曲布嫫、赵丙祥、杨念群、刘铁梁、刘宗迪、叶涛、尹虎彬、黄涛、万建中的相关讨论。民俗志基于田野考察,为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共同关注,其注重田野“文本”一度改变了纯粹的文学文本,但其最终依旧回归新的“文本”制造。这一时期在民间文学领域影响较大的相关研究还有:将民间叙事置于社区与信仰之中考察其背后民众的诉求与实践,将传统的“书面”文本回复到具体时空“观照”与阐释,如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再者就是关注新媒介传播中的口头文学,如施爱东、李扬等对网络谣言、都市传说等的研究。


    此外需特别提及的就是兴起于21世纪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它成为民间文学研究新的历史境遇与理论推手。2006年国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至今已有十余年,“非遗”亦从生僻词成为流传度极高的语汇,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均有其身影;同时亦在学术领域成为话语引领。关于非遗的研究涉及者众多,王文章、刘魁立、乌丙安、刘锡诚等从非遗知识推广、普及等层面撰写了概论性著作;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安德明、杨利慧、彭牧等从非遗公约的概念、细读、社区、“时间性”等进行了阐释与论述;刘铁梁、吕微、高丙中、刘晓春等从建构论视角对非遗的功能及当下意义进行了论述。在遗产化的过程中,民间文化(文学)资源的底层、边缘性亦被改变,它开始成为国家话语的文化资源。正如公共民俗学的发展一样,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开始进入公共领域,她的文化价值成为政府与学者讨论的关键,但是如何将民间文学的主体——社区与个人置于“前台”?从文化资本、文本重构(民俗志诗学)以及伦理层面对民间文学主体的观照等多角度研究成为21世纪10年代后民间文学发展面临的新语境,这对民间文学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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