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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玉和:龚家骃与转型时期的“国民教育”
    • 作者:龚玉和 更新时间:2020-05-19 08:53:00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980

    龚家骃,字均如(1896-1977)为原“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校长,我国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家之一。安师中学校史写着:“龚家骃,1946-1949年任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校长。”


    “私塾教育”转型现代教育


    龚家骃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由“私塾教育”转向现代教育时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提倡的新教育运动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先驱者,龚氏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而且身体力行,具有实践经验。龚家骃走过的教改道路,仍值得今天教育工作者研究与借鉴。


    一九0五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选拔制,此举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一个旧教育体系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时间推移到辛亥革命,各地新学堂风起云涌,私塾教育正在消褪之中。


    这些新学堂引进新教育理念,吸收现代教育优点,尤其是民国后,人们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与民主,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对私塾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内有识之士研究了西学后,结合国情,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贫民教育”等新教育理论,重视乡村教育,推动教学改革,设想以教育为手段,改善生活、改造社会结构,这些努力为教育转型创造了良好氛围。但是,长期私塾教育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依然牢固地扎根于乡镇地区,在一个80%以上民众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的社会里,私塾教育只是为科举考试而设的一种“权贵教育”,禁锢了人的思想与个性,难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如何推行现代教育理念仍处于摸索阶段,龚家骃成为新教育最有代表的理论家与实践者之一。


    “太仓实小”试点,推行“整个教育”


    民国十年(1921),龚家骃(下称“龚”)就读于国立南京高等学校师范教育科,其时,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兼教务主任,由此,南京高师成为其推行教育理念的阵地。


    毕业后,龚家骃回到家乡太仓县,先在江苏省立第四中学师范科任教。


    民国十四年(1925年)兼任江苏省立第四中学附小主事。


    民国十六年(1927),龚(下称“龚”)担任太仓县教育局局长。


    自此走上了一条摸索教改的道路,在任期间,积极任用学界贤能,实行师资审查定级,推动改造太仓县的中小学样制。龚氏编辑了《中心教育》周刊等,对于推行新教育制度与教学方式不遗余力,引起各方好评,且竭力推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与此同时,编校了《德可乐利新教育法评述》(注1),此书由文道书局印行。


    民国十八年(1929),中央大学派龚家骃到太仓实验小学(下称“实小”)担任主事,并在县府街东首筹建新校舍,民国二十二年迁入新校舍。


    这所学校创办于民国十一年(1922)九月,初名“江苏省立第四中学师范科实小学”,一九二四年更名为“江苏省立第四学校师范科附属小学”。在此期间,龚氏推行新教育理论,试行了教改实践,对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革新,随着新教学体系的形成,实小声名鹊起。


    一九三0年,龚家骃继续担任实小校长,开始了他的“整个教育”的实践探索,整个教育理论源于杜威的教学理念,以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为蓝图,也就是指导儿童在和谐的生活环境下,以健全的体魄,兴趣意志所在,自发自理参与各种活动,从而掌握生活中所必需的知识,培养能力、习惯、思想…,以适应未来社会生活。


    龚家骃的实践为教学的转型与改革做了基础工作,在太仓实验小学的校史上写着:“一九二九年中央大学派龚家骃任学校主事。一九三0年二月,学校实行‘整个教育’,九月二十二日,龚家骃在教育厅补行就职典礼。”


    “一九三三年八月,《江苏教育》第八期刊载我校‘整个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权贵教育改为“民众教育”


    千年不变的科举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权贵教育,只有极少数才能掌握的文言文以及与文言相适应的科考,读书成为升官发财的唯一途径,改制成为民众教育。


    龚氏成为大众教育的实践者之一,他的“整个教育”就是做了最初启蒙工作,目标是培养孩子成为具有独立个性与完整的生活经验,主张为“教、学、做三者合一”,“教与学”应以“做”为出发点。“做”也就是通过在校学习,学到今后进入社会的实际知识,开始了教学改革的初步尝试。由此,龚在当年(1930)的《江苏教育》二卷九期上,发表了《整个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对所谓“整个教育”尝试,分析了它的成因与结果。


    举例来说,学校模拟社会是一个“大同市”。在市府下,设科学局、社会局、业务局、康乐局,局下设所、团、社、处等单位,俨如现实中的社会雏形。


    “政府”根据中心单元,拟订计划,老师指导下所属各部门做好准备,各年级采用不同的“做、学、教”,低年级(一、二年级)游戏表演;


    中年级(三、四后级)商议体验;


    高年级(五、六年级)研究讨论。


    “做”过程中,发挥学生手脑并用,由学生搜集、访问、调查、制作、研究、欣赏,解决问题,从而在知识上、技能上、态度上、行为上提升发展;


    以大同市组织“恳亲会”为例,让学生感受“做、学、教”过程:


    先由“市政府”制订计划,各部门通力协作,根据“做、学、教”要求,设立报告、表演、展览三小组。


    报告组,发动每人写一篇调查报告,经选拔择优作正式报告;


    表演组,每人讲故事或唱歌、跳舞,择优参加表演;


    展览组,收集、整理、布置展出,围绕恳亲会为中心,进行“做、学、教”模拟。


    市府各局,各司其职,科学局主持报告会、展览会;


    康乐局负责表演会;


    “大同报社”讲介恳亲会意义;


    “巡察团”负责大会纠察。


    “注册所”负责接待家长和来宾;


    业务局向家长送邀请书,工作均由同学操作,既动手又脑,老师仅作指导。


    开会那天,校园欢腾,学生是恳亲会主角,此举不仅增强了能力,也丰富了社会经验,为学生将来进入社会做了铺垫工作。


    “教生”实习


    太仓师范附属小学的另一项工作是,安排“教生”实习,所谓教生,也就是每年太仓师范应届毕业生到校实习,太师附小必须要做好“教生”走上工作岗位前的实习指导。此举成为附小“做、学、教”的一部分。实习期间,老师白天指导教生实习,进行评点;


    晚上共同研究教案。大家克尽职守,教生对任课教师以师礼相待,虚心听取意见。


    学生称教生为“试教老师”。


    一九三二年,江苏省教育厅改“太中”为省太仓师范学校,由此,“太中实小”随之更名“江苏省立太仓师范附属小学”(下称“太师附小”)。


    在太师附小周围建立了多所义务小学,成人免费就读,白天学生上课,晚上办成人读书班(太师附小已具有现代学校雏形,与私塾相比有天壤之别)。


    新教育的倡导者与理论家


    龚家骃不仅是一位新教学推广者,更是一位倡导新教育的理论家,他将在太小获得的经验转化为理论,连续不断地发表在各种教育杂志上,指导各地的教改。民国二十二年七月(1932),在《大上海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儿童教育哲学基础”一文,就儿童在新教育过程中的哲学理论基础作了系统阐述。


    同年第三、四期(1933),又撰写了《最近教育新趋势》,分析了当时教育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及各校新教学发展趋势,总结了经验与教训。


    一九三三年在《江苏教育》二卷九期刊载他的《整个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文;


    十期又刊登他的《整个教育的实施》。一九三三年,龚家骃继续在《大上海教育》一卷一期上发表了提为《生活本位中心的做学教》,就太师附小在推行“做、学、教”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进行分析。


    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他在《教育周刊》发表了《中小学校的社会改进计划》等文,在太小实践基础上,阐述了学校在社会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同时以自己多年实践为蓝本,编撰了《中小学校的社会改进计划》,成为全国中、小学校在转型期的指导。由于太小在全省教改上处于领先地位,声名鹊起,引起各方关注。


    一九三五年江苏省教育厅专程来考察“整个教育”实施效果,对“太师附小”给予高度评价。至今太师附小仍在校史栏中,介绍龚校长的教育实践经验与他的事迹。


    一九三六年《江苏教育》又发表了龚家骃的《太师附小升学就业指导实施概况》,介绍了“太小”毕业生升学、就业的状况,分析了毕业生面临的问题。


    该文提供了小学毕业生面临的状况,也让人想到,与现今学校曾何相识?


    可以说,龚氏不仅在教学上实施了陶行知的新教育主张,还就自己的实施过程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与探讨,同时将太小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向各校传播与推广。


    用今天的目光来看,他的实践与论文有的放矢,既有理论,又有举措,以及实践经验的介绍和不足之处的检讨,更有自己在实施过程中的心得心声。


    可以说,龚家骃成为我国早期教学改革的先驱者之一。


    从事教改的实务与理论


    民国二十五年(1936),龚家骃调任南京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编辑。


    此时,日本侵华野心暴露无疑,他以多年从事基层教育的经验,对抗战时期学校的教学提出了看法,在《江苏教育》杂志上撰写《国难声中的整个教育》。此文对全国教育界有举足轻重之影响。他以太师附小的实验为“整个教育”的基础,处于国难时期,教育部门应实施的举措做了详尽分析,具有纲领性的功效,学生踏进社会后,有能力应对各种问题,包括战时可能面对的艰难险阻挑战。


    抗战时,龚家骃先后任“旅湘临时中学”校长。


    撤退到内地以后,龚家骃担任贵州省教育厅普通教育科科长。虽说是抗战的非常时期,龚家骃仍笔耕不缀,分别在当时最具权威的国民指导月物《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连续发文:一九四一年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国民教育行政三联制》。


    在一九四一年一卷《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四期撰文《顽劣儿童的教导问题》;


    同年一卷六期上写了《小学教师的待遇问题》;


    一九四二年一卷八期撰写《对于小学体育教育应有的认识》。


    师范生状况


    在一九四三年一卷三期,龚氏写了《民众教育馆之现阶段》一文,分析了沿海与内地民众教育馆功用与现况,尤其是在《贵州教育》同年第三卷二、三期合刊写了《贵州省国民教育》,以他从教多年的独特眼光,分析贵州教育现状,对省立各中学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一年制的“简师班”,训练师资多达一千多人的举措,大为赞赏。


    为了吸引更多青年从事教育,师范生待遇逐年提高,一九三九年师范生每月每生伙食津贴二元一角,到了一九四三年,除了每月每生发大米外,另发食品费四十元,并将优良师范生保送到国立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及贵州师范学院继续深造,短训班加上正规师范毕业生,为大西南的国民教育提供了初步师资保障。


    对于贵州苗裔民众的教育,龚主张在国民普通教育以外,将从前的方言训练班改为“国民教育方言师资训练班“,并深入苗夷同胞聚居区推行国民教育。在《贵州教育》一九四一年三卷一期上,特别为此写了《从教育政策到国民教育政策》,接下来,又在该刊二、三期合刊上写《贵州省的国民教育》,加上总结与推广。


    《国民教育》一书


    多年以来,龚家骃既有青少年教育改革的经验,又在地方中学师范教育的经历,从事过教育编辑行政工作,及具有相当的理论基础,根据多年的实践,出版了《国民教育》一书(1941),由贵州省地方干部训练委员会印行。此书经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审定,有理论、有实例,更有教育改革实施的各种应对措施。可以说,一份不可多得的教育改革指导文件,成为研究我国四十年代教育状态的珍贵资料(注2)。


    任江苏省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将“教改理论”付诸实施


    抗战胜利后,龚家骃返回江苏,担任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校长(1946-1949),给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重拾因战事而担搁的在普及乡村教育抱负。


    黄渡乡村师范,前身是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胜利后,在嘉定旧址恢复“黄渡乡村师范”,增办中师班,招收中师及初师各二个班。到任后,龚大胆任用学界贤能,只要此人有真才实学,就提拔到关键的教学岗位上,因为黄渡师范地处江苏省嘉定县,在江苏教育界,时有“无嘉不成教”之说。


    龚家骃的教改实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大多成为学校教员或校长。龚家骃认为,乡村师范的毕来生并不单纯从事教学或管理,还起到乡村社会引领人的作用。


    黄渡乡村师范在教学上实行“工学教育”,要求学生具有高度的动手能力,尽可能多地在实际操作中学习每门课程。


    由此,作为校长的龚家骃,身体力行,他竭力提倡,黄渡师范的毕业生,不仅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乡村教师,更要成为一名乡村“领袖”,必须对乡村现状及改进乡村社会抱有明确的理想与能力。


    因此,在黄渡乡村师范课程的设计上,除了基础课外,出现了许多指导社会改进内容,包括农村合作、乡村教育、乡镇社会、农业、工艺、工学等。


    其中乡村教育,不仅涵盖了学校教书,还有如何创办学校,以及试办教育馆、民众学校等内容。


    在农业课中,包括了农事农技知识,尤其是先进农业技术的引进与传授,当时乡村地区仍延续古老的耕作法。


    在工艺课中,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工业手艺,诸如,印刷、缝纫、教具制造,以及简单家具及农具制作等。


    在乡镇社会课中,除了乡村合作事业、推广优良品种、筑路、公共卫生事业以外,还有如何举办医院,推行乡村自治、村镇保卫等。


    黄渡师范有明确宗旨,即,不仅训练学生成为合格的乡村教师,也培养学生成为“乡村领袖”,使他们具有乡村领袖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


    龚氏不仅管理黄渡乡村师范,而且,自己为学生上课,他说,一所乡村师范设在农村,若不能推进乡村社会建设与农业社会进步,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就失去了学校教育与其存在的意义。由此,他的课,“乡村改进事业”,成为黄渡师范生的必修课,也成为必须掌握的要项。学生必须了解国情,乡村的多数人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学校责无旁贷,不仅教书育人,必须成为“改进乡村社会的中心”。


    龚要求学生毕业后,必须将其所在学校培育成“改进乡村社会的主力军”,以组织民众、教育民众为己任,要与“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取得联络,建立社会组织,运用经济力量建立社会团体,辅助乡村建设,以求达到改进社会之目的。”


    学生还须学会推广农业技术与良种,由此,黄渡师范与金陵农学院合作,培养适合于农业的优良品种,使学校作为良种的推广中心。


    在社会改进课中,包括了开展公共卫生、防疫治疗、宣传卫生等。学校须有简易药库,教师具有治疗常见病的知识。


    同时,学校还有动员村民、组织服务团、儿童团、国术团、乡村改进会等组织的义务(“乡村改进会”类似于地方自治机构)。改进会以小学为中心,教师担任指导。执行机构由村民选举,负责地方事务,分总务、建设、调解三部分。


    龚的理论及实践仍有参考价值


    龚氏认为,“科考教育制”固然有训练学生传统文化的优点,但禁锢了人的思想行为。教育中应当尽力发挥学生的潜能,以自己的志趣来选取专业。


    他认为,科举教育有一定的优点,也应当看到,青少年阶段应当是一生中最充满活力的岁月,不应当将时间化费决定一生的科考上,这种教育体制是对生命价值的藐视,也失去了它的实际涵义。所谓“状元”只是掌握了按照卷上的“题目”做作文,完全颠覆了我国科举考试的内涵。因此,黄渡师范有明确宗旨,不仅训练学生成为合格的乡村教师,还要成为“乡村领袖”,具有乡村领袖所必需的基本技能,以今天目光审视,仍有借鉴的必要。


    龚率先提出学校培养目标,不仅要使学生成为一名合格教师,还要成为“乡村领袖”,涵盖内容包括,农业科技引进、乡镇社会、农业基础、社团组织,推行乡村自治、筑路、公共卫生、村镇保卫、调查分析等课程设计。


    唐宋时期,我国科技文化领先于全球,人们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每个人的出生都有自己的价值与意义。


    龚氏根据自己的经历,提出了:既然培养乡村领袖,还需要设置“危机管控课”。


    处理突发性危机时,训练人的危机处理机智,避免索手无策,诸如,水旱灾、蝗虫、传染病、火灾,甚或,突发性战争、械斗,以及负责人的担当问题。这门课有案例,及相关处理方法,没有答案,只有处理危机措施借鉴,供探讨,成败得失,让学生自己做答案。


    如果用今天眼光来审视黄渡师范设置的课程,以及龚所倡导的理念,已远超学校份内所要承担的任务,课程说明了师范教育与乡村社会进步密不可分,与民生切切相关,也可了解到,师范生的出现及实践不仅推进了乡村教育,在乡村社会改造的意义则更为深远。


    龚家骃走过的路,难道不能窥探到我国近代教育所经历的里程吗?



    注释:注1,德可乐利教育法,德可乐利(1871-1932)早期比利时教育家,认为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应以儿童的兴趣为中心,学校不仅传授知识,应当让学生了解社会,教育不能背离人的天性,离开实际生活。他的理论对我国早期教改起到了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注2.国民教育,又称“公共教育”。国家为本国国民实施的学校教育。一般为国家规定的每个公民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即小学和初中教育,有的国家还包括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国在1915年把初等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实施国民教育。1922年仍改为初等小学。1940年又将初等小学改为保国民学校。各乡将完小改称中心国民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再沿用国民教育名称(摘自网络)。


    龚玉和,笔名庐上雁,本名龚越禾,致力于国际金融业务、旅游文创与文史创作,有多种著述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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