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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武先生
    • 作者:老师的同学 更新时间:2020-06-23 08:58:40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1540


    脚下的路,早已走过了少年与青年,现在,我正朝着花甲之年走去。

    多少年了,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我双鬓染上霜雪、脸上布满沟壑,等待我耳畔没有尘嚣、心中不再慌乱,到那时,我才有足够的心力拿起一支沉重的笔,去书写一个值得追寻的生命、一个应该探望的灵魂。

    现在是时候了。我终于铺开了稿纸拿起了笔,然而,从胸口到喉头涌出的,竟然是一声轻轻的呼唤:昭武先生——我的恩师与挚友——我在想您!



    二十二年前,先生的生命在他花甲之年走到了尽头。噩耗传来那天,我放下了工作,把自己关在屋里,我想为先生写点什么。结果,笔墨拌着泪水写成的只有四个模糊的字:杜鹃啼血。

    其实就在此前不久,我与先生才见过面的。当时母校七十华诞,我和志君均在被邀校友之列。坐了通宵大巴赶回到母校,才知道先生生病住进了医院,于是便径直赶到了病房。先生就站在病房的窗前,一脸苍白,深陷着的双眼带着喜悦的神情。他冲我们大声说:“我就知道,学校找不着,你们会追到医院来。”

    看着先生的病容,惦量着先生的话语,想着先生从未改变的信赖与关怀而我们却无一囬报,心中难免自责起来。就这时,先生已从枕下抽出一叠稿纸递到我眼前,那动作就好像当年拿出习题要我解答。然而这次,先生拿出的不是考卷,而是他刚写成的诗稿,题目叫做《病中吟》。刚读完两首诗,我便对先生说:太伤感了,读不下去,先生写点别的吧!先生望着我,认真地点着头说:好吧。

    囬到德阳不久,果然收到了先生寄来的新诗,他在信中说:“病已大愈,医生准予囬家养息。接受你的意见,从此去悲调而唱欢歌……”

    我们为先生身与心的好转而高兴,商量着这次一定接先生来家中住一段时间。然而信未发出就接到同学跃华打来的电话,他说:昭武先生今天走了,是肺癌晚期。先生留下了话,不让保留骨灰,全撒嘉陵江中。



    我们的母校蓬安中学,就在嘉陵江边。

    当年上高中时,教我们物理课的,便是杨昭武先生。

    先生身量不高。记得第一堂课上,先生在黑板上写下一道数学公式介绍自己的身高:√2≈1.4142。随即引来一片哄笑之声,笑过了,先生才一板一眼地说:“这下记住了,这个公式以后会经常用到。”

    虽然身材瘦小,但他却有三样“法宝”:一双明亮如炬的眼睛,一副声宏如雷的嗓门,一对特大无比的手掌。有了这三样,他便基本拥有了对整个教室的“控制地位”。然而最初,一向独往独来的我,并未受到他的控制,更没有对他成天叫喊的“科学逻辑”产生半点兴趣。

    我很清楚,三年的初中全在一片混沌中散漫度过,我的“数理化”知识几近于零;我更明白,两年的高中阶段也会很快过去,然后依然是“上山下乡”,在那个“广阔天地”里“科学逻辑”更会一无所用。于是,每天上课我照旧手端小墨盒、腋夹旧报纸悠然走进教室,寻了墙角位置,认真练习书法——我听人讲:在农村,一手好字能派大用场。

    然而,我还是被他吸引了过去。不过,最初吸引我的不是“科学逻辑”,而是先生在黑板上书写的一手漂亮的字。

    先生的板书,工整中带着飘逸、点画间藏着节韵。他踮了脚尖伸长了手臂旋转着手腕一路写下来,留在黑板上的,竟然是一幅美妙绝伦的书法佳作。我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我悄然收起了课桌上的楷书字帖,转而专心临写起了黑板上的的粉笔行书。

    后来有一天,先生走到我身旁,夸我的课堂笔记做得不错。

    现在还记得,当时我的心有些慌乱,我的脸有些发热。



    先生年近不惑才执鞭从教——听说他此前是百货公司售货员——他自己总说他是“半路出家”,然而学校的老师们都说他“自然科学知识极其深厚”。

    自身“知识深厚”和让学生清楚明白之间,隔着一段长长的距离。因为这段距离,当年先生费尽了心思。

    在先生的“科学逻辑”中,他首先看中的是“科学概念”。在他看来,一切数理的推论都是建立在准确定义的概念之上的。“没有基础,咋修房子”,先生经常这么说。

    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一个物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先生字斟句酌地描述过了、形象生动地比喻过了、具体实验也演示过了,然而,台上的先生早已大汗如雨,台下的学生仍旧一头雾水。先生只好停下既定教学计划,“死缠烂打”之后,终于在某一时刻学生们开了窍懂了,他才擦了汗,长舒一口气,但还是沮丧地说:“又掉别班的后面了。”

    教我们这些学生,先生遭遇的第二道难关是:数学基础。他在一次课堂演算时才发现,我们对“方程式”的建立和求解,以及对于一些“几何”的概念,几乎一张白纸。

    这次,先生没有停下他的教学计划,而是采取迂回战术、开辟“第二战场”:他用晚上自习时间为我们补习初中数学。而且极具针对性:当晚补习的数学内容,往往直接相关于第二天的物理教学。先生笑称:这叫“临阵磨枪”,“热炒热卖”。

    先生的苦心没有白费,第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对于“科学逻辑”似乎有些“入门”了;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先生额上的汗珠,明显减少了许多。



    现在,先生在课堂上不仅教授知识,还要传授方法了。他反复强调:“没有科学的方法,哪来科学的逻辑?!”

    从如何读书到如何解题,从怎样推导到怎样演算,他都有许多的“小窍门”,先生不遗余力地向我们“兜售”这些他当年读书时得到的“绝活儿”;他甚至在物理课上大讲“辨证法”与“方法论”,他十二万分地确定:在“原因”与“结果”、“已知”与“未知”之间一定存在着联系,而找到那条联系纽带的金钥匙便是:分析与综合。

    他曾生动地做过一个比喻:

    你要回家,就要开门;门上有锁,得找钥匙;问妈妈要要钥匙,妈妈说哥哥拿去了;找到哥哥,拿到钥匙——这个顺向的过程,叫做“分析”。

    然后,拿钥匙开门回家——这个逆向的过程,就是“综合”。

    先生还用了大量习题举例,演示他“分析与综合法”的实际应用:

    在他的演示中,首先被列出的是一个浑身爬满“问号”(未知数)的“原始方程式”,然后,各个“问号”的身后跟出一长串的“箭头”,“箭头”们最终所指竟然大都是“句号”(已知数)——到这时,“分析”的任务大功告成。剩下的“综合”工作——由全部的“已知”去围歼那个唯一的“未知”——几乎如滚雷下山,势如破竹。

    原来,破解世间的难题,都用这个方法,都是如此简单!

    先生转过身来,扔掉手中的粉笔,大声说:“只要你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如同利剑在手,就会无敌于天下。”

    我是幸运的,那堂课我用心听了。在后来的学习与工作中,我虽未“无敌天下”,但先生教的方法确是屡试不爽。



    先生依旧站在讲台上,端端地讲着他的“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他从不敏感于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窗外的天空正由浑沌变得睛朗,他身边的我们正在由孩子转为成年。

    一九七七的暮春过后,整整一代的青年都变得亢奋而焦灼,因为,我们的眼前第一次出现了完全自主的选择:考大学,还是干别的?

    我跑去找到昭武先生,问:“先生,高考是咋回事?”

    “高考,就是争取命运的一次拚搏。”先生这样说。然后他完整地讲了他们当年高考的过程,以及备战高考的状态。

    那次谈话之后我便下了决心,并比照先生当年的模样,真的用起功来;我与先生的接触交往,也已不仅在教室,更多的是在先生宿舍的那盏白炽灯下。

    由于师母带着孩子生活在乡下,先生便一人住在学校荷花池旁的一间屋子里。每当学生宿舍熄灯之后,我便抱了书本溜到了这里——先生的屋里,总亮着灯光。

    推门进去,先生就在灯下坐着。见了我,他伸出一只大手,压低了嗓门但却毋庸置疑地命令道:“拿问题来!”似乎我每天都该有问题——或者,我就是那问题。后来,先生向我解释:其实“问题”才是最好的老师,也是人类进步的唯一动力。他还说恩格斯就曾说过:一个问题,胜过十所大学。

    然而大多数的时候,我是提不出任何问题的。这时,先生总会拿出一个软面抄的小本子给我——那里面全是先生收集整理的各类习题,每页的正面是题面,背面则是这道题的解答。上面写的字细小无比而又工整清晰,这让我再次领略了先生的书法功力。有一次,先生拿出一支派克铱金笔给我看,他说:“我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却不能没有一支好钢笔。”

    题做完了,先生总有一番妙趣横生而又是举一反三的讲解。我越来越喜欢听先生讲题。有一次先生心情大好时,曾经得意地告诉我,他在大学当过助教,专讲习题的。

    终于有一次,先生也遇到了他解不开的难题——那是我为了“交差”,从一本苏联竞赛题里抄来的——先生研究了一天仍未有结果。“走,找沈先生去。”

    沈光峰先生是学校物理教师的老前辈,是先生当年的先生。沈先生住在平房教室中间的一间小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屋里只有一把藤编的椅子。

    藤椅被沈先生坐了,我便一屁股坐在了小床上——抬眼却见我的昭武先生,他正躬身立在沈先生身旁,恭敬地请教问题——我感到臀下一阵灼热,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于是猛地起身,站在两位先生的身后。

    我不知道那一刻我意识中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却知道,那一次,坐下去的是个孩子,站起来的已然是个成人。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酷热难耐。

    在那盛夏的假日里,我却沐浴着清风。

    为了满足来自各方青年的学习需要,也为弥补当时教材的种种不足,县教育局抽出一批教师,利用假期紧急编写《复习提纲》。于是,昭武先生住进了县招待所的一处幽静小院。正好,我家离那小院仅咫尺之遥。

    每天的黄昏是我去看先生的时间。忙碌一天之后,先生一手端了烟杆、一手摇了扇子,坐在一棵老树下面与我说话。

    话题自然是从我的学业开始的,但慢慢的就变得轻松起来,讲了许多中国的书法和诗词,也讲到了苏联的文学与绘画,有一次,竟然无意中触碰到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命运。

    刚点燃的叶子烟被磕灭了,一盒火柴被重重地扔在茶几上,先生久久地凝望着早被黑夜笼罩的天空。

    就在那个寂静的晚上,昭武先生对我——一个不足他生命长度一半的学生——讲述了他的半生经历和坎坷命运。没有悲切哀怨,只有冷峻思考,讲完了,先生留给我的还是深情教导:要理性面对命运,要坚守人生理想,要珍惜每天光阴……

    先生出生农家,从小天资聪颖而又体弱多病,为此,在他年幼时家里便请了师傅,一边习文识字,一边练武强身——他曾在课间给我们表演过的“二指倒立”的功夫,就是从小练成的——良好的教育和求知的渴望使他的学业一路精进:高中毕业他考上了著名的云南大学理论物理系,大学毕业他如愿考上本系研究生。

    那是一九五八年,那时的先生真可谓“天之娇子”。

    然而就在那一年,命运的眷顾突然终结:因国家的困难,全部的研究生招生被迫终止。先生在学校“助教”一段时间后,被分配到了一家科研机构。然而科研机构这时已无“科研”可做,时光在苦等中慢慢蹉跎,加之家中妻儿老小需要照顾,先生便申请调囬家乡工作。

    大概县里的人事干部对于“理论物理”的最大联想,仅仅止于“半导体”,于是,先生便成了百货公司收音机柜台上的一名售货员。

    还好,在先生年近四十的那一年,他的母校热情地将他迎了囬去。

    从此,在蓬安中学的教席中,人们开始远远近近地打量着一个瘦小的身影;在校园的教室和林荫道上,总能听到一个时而抑扬顿挫、时而慷慨激昂的宏亮嗓音。

    而我却恰逢其时。尽管我在先生身边时间不长,但恰在大地初醒的春日,正是我心智待开的那个早上。

    在生命长途中,先生是一道流光,正好照亮我将要前往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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