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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宝杰:回归历史真实的解读——对《孔雀东南飞》主题思想的再认识
    • 作者:王宝杰 更新时间:2020-09-28 01:32:00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2416

        

    【摘  要】“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是对《孔雀东南飞》超生活、超时代的解读,是不符合“主题产生”规律的歧义解读;而回归到历史真实的解读应是:赞美封建时代青年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警示人们应树立封建主义的贞忠观;同时也表现了封建乱世中对以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统治不能为继的隐忧,渴望重建封建正常统治秩序的绝对权威。

    【关键词】  主题思想    超生活    超时代    历史真实    



    现行高中语文(人教版)必修二的教师教学用书,将《孔雀东南飞》(下简称《孔》诗)的主题思想概括为“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笔者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对此是持异议的。当然,要推翻《孔》诗“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思想”,实在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然而,每当读起一些评论家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大批特批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而摒弃历史,完全丧失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做法,不免有点“耿耿于怀”,有些话不得不一吐为快了。

    《孔》诗的“主题思想”——“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是“五四”时期的产物,那个时代正是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为了批判早已没落腐朽的封建主义,运用文学评论的方式,教育人们认识封建主义的腐朽性,本来无可厚非,而在当时也只是一家之言,结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却成为统治学术界的“金口玉言”,成为很多评论者的出发点。这样一来,给人的感觉,凡是封建社会的东西都是一无所是的,都应该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那么请问,如果没有封建社会的兴起与发展、没有逐步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怎么会有我们引以自豪的古代灿烂文明?而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也必然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而其产生、发展过程,是其上升阶段,是社会、历史进步的表现。那么,《孔》诗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最早收录该诗的《玉台新咏》的编者徐陵生活于南朝,这样的时期,仍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是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说《孔》诗的主题思想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就不值得商榷吗?

    任何一部文艺作品,特别是名著,所能解读出的思想都不是唯一的,那么,一部文艺作品中所能作出的任何一种思想解读是否都能被称为主题思想?那就很有必要对什么是“主题思想”刨根问底了。《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主题”的解释为“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百度百科”中对文艺作品主题的详细解释是:“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它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是文艺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的表现。”对“主题的产生”阐释为:主题是作者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对题材的加工、提炼中产生的,是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各种材料所表达的中心意思,它渗透、贯穿于文章的全部内容,体现着作者写作的主要意图,包含着作者对文章中所反应的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理解、和评价。可见,对一部文艺作品主题思想的认识,不能是随意的、片面的、超生活、超时代的,如果这样去解读,那绝不是对文艺作品主题思想本来面目的认识。说《孔》诗的主题思想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不正是“五四”时期为了反封建的需要而作出的一种超出作者生活、超越作者时代的解读吗?这种解读之所以很快能被现代的人们所接受,从而对封建主义产生彻骨的仇恨,就是因为人们最容易从表面上去理解诗中男女主人公好像是在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的阻挠下不能白头偕老,最后竟闹出双双殉情的人间惨剧,这不是对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又能是什么呢?于是,上述所谓的主题思想就成为现代人们不可撼动的成见,成为所有后来的评论者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现代的人们完全被“忽悠”了。一是被诗中所描写的表面现象给“忽悠”了,以至于很容易作出歧义的解读;二是被首次提出这个所谓的“主题思想”的评论家给“忽悠”了。

    何以见得呢?首先,尽管这是一首民歌,但作为该诗的创作者,在创作这首诗歌时,不可能超越当时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去揭露和批判才刚上升为统治思想的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其次,作为该诗的收录者徐陵,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文人,其思想也不可能超越本阶级的统治思想,去揭露和批判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思想。第三,现代的评论者得出了上述所谓的“主题思想”,完全脱离了该诗产生的历史条件,超越了创作者的生活,是一种超时代的解读。但笔者并不否认站在“五四”时期反对腐朽的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可以从该诗中作出这样的思想解读,然而,要把这样的解读非得冠以“主题思想”的头衔,则是违背了上述“主题产生” 的规律的。



    那么,《孔》诗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呢?根据“主题产生”的规律来看,就是赞美刘兰芝对爱情的忠贞,警示人们应树立封建主义的忠贞观,而且男欢女爱必须以遵守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为前提,否则,再美好的爱情都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那个时代对男女爱情的道德约束。也就是说,该诗不是对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进行揭露和批判,反而是为了树立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的权威。得出这个结论,首先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但请读者放心,这绝不是为早已腐朽的封建主义翻案,只是回归到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其次这个结论没有任何想当然的成分,完全是从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诗歌描写的实际得出的,这才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主题思想的解读方式。

    《孔》诗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中”,这个时代已经是封建社会的乱世形态了,封建军阀割据、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是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为核心统治思想的封建正常统治秩序不能为继的时代;而这首诗最早收录于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据《玉台新咏序》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这是对该诗不是以“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为目的的最好注解。《玉台新咏》的编录者徐陵生活于南朝,南北不统一,南朝更迭频繁,也正是一个乱世社会,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文人,身处这样一个乱世,应该说尝尽了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不能为继的苦头,他们最希望的,莫过于是像大汉、晋朝那种治世社会的回归,而这种治世社会,只能是以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为统治思想的社会,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和时代局限所决定的,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幻想那时的他们都是反封建的先驱,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的急先锋。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中国不早就进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了?还要后面的隋、唐、宋、元、明、清干吗?也许有人会说,该诗是民歌,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反映的是劳动人民的反封建思想。劳动人民,那也是那个时代受封建统治思想所同化了的劳动人民,他们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斗士和急先锋。有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为证: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很难突破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就表现为“奴性思想”。从《玉台新咏》的“选录艳歌”的编纂宗旨和上述理由来看,说《孔》诗的主题思想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从诗歌描写的实际来看,贯穿于诗文全部内容的是刘兰芝对真爱的向往和忠贞。她最后宁死也不事二夫,尽管“新夫”的条件比“前夫”好得多。中间的各种插曲都是为考验刘兰芝是否忠贞服务的。劝导利诱(笔者已在发表于《科技信息》2010年第6期上的《刚烈·专情·绝望·轻生》中作过是“劝导”而不是“威逼”的论述),不为所动,这不正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倡导的妇女应有的“忠贞观”吗?文末“两家求合葬”,那就是给她树立的“忠贞牌坊”,刘兰芝本身是被休的,但只要你忠贞,宁死不事二夫,那好,你是可以被原谅的,你死后是可以和焦仲卿合葬在一起的。封建社会妇女应有的“忠贞观”,就应像刘兰芝那样,是无条件可讲的,尽管你可能受到很大的委屈或压抑。而刘兰芝正是这样一位心中充满很大委屈却依然忠于焦仲卿的奇女子,这样的人物正符合当时封建道德标准,是值得大力宣扬的。如果真如现代评论者认为的是“对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那么,在“文字狱”盛行的封建社会,这首诗还会堂而皇之地流传下来吗?可见,自从该诗产生以来的封建社会里,包括封建士大夫阶级在内,都没有首先像我们现代评论家那样去解读该诗的主题思想。他们首先赞赏的,无疑是刘兰芝对焦仲卿的忠贞,进而希望刘兰芝能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妇女们的楷模,成为封建礼教倡导的“忠贞观”的榜样。所以,这首诗在《玉台新咏》中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在《乐府诗集》中原题则为《焦仲卿妻》,不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吗?

    然而,刘兰芝依然是有封建礼教所不容的缺陷的。这个缺陷就表现在她被休的原因上。《孔》诗中刘兰芝究竟为何被休?纵观学术界论述,有“美色说”、“门阀说”、“无子说”、“恋子说”等几种代表学说。除“恋子说”有点接近历史真实外,其余各说则猜测、推测甚至想当然的成分太多,顾此失彼,各有各的不足。我们既要依据《孔》诗所描写的实际,又要从汉代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众所周知,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而在“休妻”这件事上最具权威的“法律依据”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七出”的内容见于《仪礼·丧服》,原文记载为:“七出者,无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姑舅,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就可以被休弃。前述的“无子说”,主要依据的是第一条,但真是这一条的话,那么“年始十八九”的县令第三郎和“娇逸未有婚”的太守五公子就不怕绝后吗?所以这一说是站不住脚的。拿剩余“六出”和《孔》诗中所描写的实际作对比,可以肯定刘兰芝是犯了第三条“不事舅姑”和第四条“口舌”的“罪名”而招致婆婆内心不满最终被遣归的。

    先说第三条。“舅姑”即“公公和婆婆”,“不事舅姑”就是不孝顺公公和婆婆的意思。诗中所描写的焦家,家长只有婆婆即焦母,对于刘兰芝来说,“不事舅姑”就是不孝顺婆婆。她那么优秀,怎么就“不事舅姑”了呢?原来《礼记·昏义》中又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妇女应守妇道,与丈夫的柔顺亲密程度要合乎舅姑(和其他家人)的心理要求,否则即可视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夫妻,而且焦仲卿深爱兰芝已不能自拔,否则他不会发出那些爱的誓言并能随兰芝而“自挂东南枝”,这是古今人们的共识。可见,焦仲卿“甚宜其妻”是毫无疑问的。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高兴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可以“出”,因此,焦母内心肯定是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遣归的。要是焦父还在世的话,焦母也不会专注于小两口的恩爱有加,可能也不会心中如此怀忿,恰恰刘兰芝所嫁的焦仲卿是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长期守寡的焦母多少会有点恋子情结(仅限于此,是其“不悦”的心理依据,也即上述认同“恋子说”接近历史真实的原因)。实际上,事情即便如此了,焦母也没有立即就要将兰芝驱遣,她还是强忍着心中的不满的(吾意久怀忿),只不过会经常给兰芝找点茬(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但毕竟只能明于心,不能说出口,可能是想让兰芝明白:不要太妖媚,和我儿子太黏糊了,得注意点分寸,要“须乎舅姑,和于室人(毕竟还有个小姑子啊),而后当于夫”,然而,刘兰芝致命的缺陷是她到死都没弄明白婆婆的这点心思,性格刚烈的她竟然忍受不了这点“茬”,就在仲卿面前诉苦告状,拨弄口舌是非,进而又自请遣归。

    这一来,又罪加一等,犯了第四条“口舌”(即拨弄是非)的大忌。这焦仲卿也是“一根筋”,听了媳妇的话,就立刻转身去质问母亲,你这不是更给母亲火上浇油吗?婆媳矛盾一下子激化而不可收了,这才出现了婆婆誓休儿媳的情节。从文中的描写实际来看,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刘兰芝被丈夫爱着宠着不是她的主观过错,她的主观过错就是没明白婆婆的心思,应该顺着婆婆,不要太过刚烈。你们的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本来就让母亲心中不悦,这已经是不合封建礼教了,现在不但不想办法“熄火”,反而一通诉苦告状,自己就完全被置于不孝之地——“你本来就妖媚,勾了我儿子魂似的,现在又挑拨我们母子关系。”加之焦仲卿的不冷静和言辞行为的不当,竟敢用“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这种质问的口气跟母亲说话,更造成了焦母对刘兰芝的不满,使焦母会认为儿子已完全被儿媳所左右,儿媳说什么,仲卿就信什么并肯为儿媳做什么, 焦母这才有“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的决心,然而仲卿继续顶撞母亲:“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这就激起焦母的无限愤慨,才有“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种怒不可遏式的表现。可以说,焦仲卿的这种态度,也毫无疑问地违背了封建礼法:做儿子的应体谅父母特别是寡母的心情,不要随心所欲,“娶了媳妇忘了娘”,媳妇一诉苦,儿子就怪娘。我们现代的很多评论者,动不动就拿封建礼教说事,把封建礼教批得一无是处,而这时的封建礼教氛围可以说是很宽松的(也于《刚烈·专情·绝望·轻生》中作过论述)。这也是乱世时期的青年人之所以淡漠封建礼法的写照呀!我们试想,刘兰芝的诉苦和焦仲卿的质问、顶撞,就是放在现代社会,公公婆婆也好,亲生父母也好,心中就一定会很舒服吗?至少会被视为对父母是极不礼貌的,也是要受到父母批评和舆论谴责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要有一点规矩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园”,封建礼教就是那个社会的规矩,如果是乱世,这样的规矩肯定会被破坏无遗,人们还尤其希望它的回归和加强。诗中故事发生的“汉末建安年间”,编录该诗的徐陵所处的南朝,都是封建社会的乱世形态,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诗集的编录者,都渴望封建正常统治秩序的回归,渴望封建礼教的加强,怎么会去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本身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论据,就是深化诗歌主题思想的结尾,很多现代评论者可能都忽略了。只顾对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表示义愤了,结果就简单地、片面地、教条地得出了该诗主题思想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的结论。“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的情节值得我们玩味。不是“刘家求合葬”或“焦家求合葬”,即不是两家中的任何一方向另一方求合葬,而是两家达成了高度一致。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焦母从内心承认了这个儿媳,否则,她不会让刘兰芝和自己儿子合葬在一起的,况且还把墓冢大加美化一番。可见焦母还不像封建社会末期那些“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杀人”的忠实的封建卫道士那样顽固不化。焦母是从内心深处被这个让自己休弃的儿媳深深震撼了:没想到她能以生命去捍卫对我儿仲卿的忠贞!她是一个比自己还刚烈、忠贞的节妇!那么她妖媚一点、和仲卿恩爱有加给我带来的那点不愉快又算得了什么呢?唉,我不该把他们生生给拆散,还是把他们葬在一起吧!只有焦母有了这种思想转变,才可能有“两家求合葬”的高度一致。我们假设全诗的主题思想就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的话,那么,结尾就不该有这样令人玩味的情节,而完全可以至“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处结束全文,不更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吗?或者再加一个焦母依据礼法坚决不允合葬的情节,不更让人痛恨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吗?然而却有了这样的结尾,我们就一定要揣摩其深意!对照前述关于“主题产生”中说主题“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各种材料所表达的中心意思,它渗透、贯穿于文章的全部内容,体现着作者写作的主要意图,包含着作者对文章中所反应的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理解、和评价”来看,该诗能够“渗透、贯穿于文章的全部内容”的中心意思、写作意图的,只能是对“刘兰芝对真爱的向往和忠贞”的赞赏,同时又告诫人们:青年男女相互恩爱本无可厚非,但需合乎礼法,尊重长辈,不能只顾自己欢愉而不顾寡母感受。她因夫妻恩爱太深而“不事舅姑”及“口舌”的“过错”和她宁死不事二夫的刚烈相比,还有什么不能被原谅的呢?所以才有焦母上述思想的转变,才有美化墓冢以示彰显的细节。但刘兰芝毕竟因 “刚烈、专情、易绝望、易轻生”的性格因素(仍见于《刚烈·专情·绝望·轻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焦仲卿也因太爱兰芝不能自拔遂“自挂东南枝”,而这个悲剧最初却是他们不以家长为尊、不以礼教为重才导致焦母执行家长权威的结果;即便如此了,也不必马上就闹出双双自杀殉情的惨剧,这时的礼法还没有逼你到那个地步吧,所以,才有“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沉痛告诫。有论者竟想当然地说“合葬”是不可能的,只能按浪漫主义去理解(只有“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才算是浪漫主义手法),这是没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分析问题的局限。

    正如笔者在《刚烈·专情·绝望·轻生》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刘兰芝不是太过刚烈而自请遣归,而是能多运用智慧想想为什么,多在焦母面前周旋一下,事情的发展完全可能是另一番结局。焦仲卿如果先多和母亲交流一下感情,弄清母亲不满于兰芝的原因,然后再想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听了媳妇的话就先去质问母亲,进而又顶撞母亲,惹得母亲大怒而无法收拾。焦母毕竟因长年守寡而性格变得怪异一些,那么做晚辈的就不该体谅一点吗?况且焦母并不像封建社会末期那些“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杀人”的忠实的封建卫道士那样顽固不化呀!难道全都是封建家长及封建礼教“惹的祸”吗?这样一推敲,刘、焦的做法就是放在现代社会恐怕也有不妥的地方吧?可见,上述种种分析都表明,该诗不是以“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为首要目的的,而是另有“所图”的。



    如果上述分析还显零散和薄弱,至此,我们完全可从屡析创作者的写作思路和洞察其写作意图的角度再进行充分论证,以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首先,诗歌以“兰芝诉苦告状、自请遣归”开头,运用倒叙手法,将兰芝刚烈、受不得委屈的性格暴露无遗,为后文表现主题打下伏笔,也起到对“兰芝对封建礼教规定的某些妇道之礼淡漠无知”的强调作用;紧接着写焦仲卿立即去质问并进而顶撞母亲,行文干脆、紧凑,表明仲卿根本不做“调查研究”,其淡漠礼法的不孝之举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个“软耳朵”, 媳妇一诉苦,他就去怪娘。这才激怒焦母,下定休弃兰芝的决心:“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种巧妙的、独具匠心的开头,如不细心揣摩,是很难发现其深意的:一是将兰芝和仲卿不以家长为尊、不以礼教为重的表现展示给大家,以供人们深思,也为造成和文末“戒之慎勿忘”的呼应之势;二是留下一个悬念——焦母为何要给兰芝找“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的茬,为何“吾意久怀忿”,以至要休弃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媳?

    然后,诗歌描写了二人的语言及情感世界,逐步揭示上述悬念。其中“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 誓不相隔卿……不久当还归”、“ 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的誓言及依依不舍的深情,莫不让人拘泪。毫无疑问,人们也是从这些描写中窥见了二人恩爱有加的夫妻情深,认为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棒打鸳鸯,实在可恶。然而,却没有弄明白作者的深意:此步是为了揭示焦母为何休掉兰芝的深层原因的——这二人只顾自己恩恩爱爱、卿卿我我了,而忘记了“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的礼仪,且仲卿“甚宜其妻”,实在让焦母“不悦”。如果焦仲卿“忘了”,你刘兰芝应该“谨记”啊,不然的话,你会被冠以“不事舅姑”的罪名的!这实际上是乱世社会封建教化不能为继,导致青年人对封建礼法淡漠无知的写照!其间铺陈兰芝遣归前的梳妆打扮:“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一般的见解以为这是对刘兰芝漂亮、貌美的具体描写,更反衬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的罪行,但你没发现这是不是有点过了,有点妖媚了,这正是作者对仲卿“甚宜其妻”,以至“父母不悦”的原因的深层揭示——焦仲卿是从骨子里喜欢这样带点妖媚型的女子(有可怜体无比的贤女秦罗敷为衬)而淡漠礼法,两人太恩爱而没注意言行上的分寸,导致焦母心里极为不爽。就这,还要“上堂拜阿母”,所以“阿母怒不止”。俗话说:“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呀!”可悲的是,刘兰芝到死也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休。因为当娘家生母问起“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时,她竟“惭阿母”:“儿实无罪过。”对封建礼教中关于妇道的礼仪淡漠无知到如此地步,难怪焦母“久怀忿”且不肯原谅她。

    从她回到娘家之后,诗文则重点表现了她如何不受利诱,不能和心爱之人白头偕老就以死以明心志的品质,这是全文的高潮,也是对这个人物身上符合封建礼教的闪亮点的彰显:尽管她有上述不足,但她在“忠贞不二”的大节上却是无与伦比的。同时,这一部分还表现了创作者对整个社会不以妇女忠贞为尊的批判,从而警示人们应树立封建主义的忠贞观。还是从诗歌描写的实际出发:诗中以急促的笔法描写县令、太守这样的社会代表人家迫不及待地去向一个刚被休弃回娘家的女子求亲,且刘兰芝已在第一次县令家求亲时就有“结誓不别离”的“宣言”,那为什么你太守家还要去刘家给儿子求婚,刘兄也急催着劝导妹妹改嫁,如果你们都以兰芝“结誓不别离”的意见为重,以封建礼教中妇女的忠贞为重,人家只愿和仲卿为伴,只不过目前出了点意外,只要给人家一点时间,想必人家会有重续旧好的可能(有“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为证),你们何必急急催促人家改嫁呢?结果就弄出这么一出大悲剧。可见,诗歌所要揭露的是从上至太守这样的士大夫、下至刘兄这样的平民,整个社会都对封建礼教中妇女忠贞观念的淡漠。同时,也表现了焦仲卿不顾寡母在世身单而“自挂东南枝”的既可恨又可悲之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淡漠礼法的不孝之举——这真是一个只顾自己“悦情”,不顾寡母死活的家伙。

    最后,对全诗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深化和总结,所以才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 和“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深化主题思想的结尾。特别是“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一句,更应好好揣摩。究竟“戒”什么呢?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整理出所“戒”内容:一戒男女恩爱亲密程度引起父母不悦,像焦仲卿这样的“单亲家庭”更应注意——对家长不尊;二戒刘兰芝不明婆婆不满于她的心思,毫无忍受和担待,反而在焦仲卿面前诉苦告状并自请遣归——又对家长不尊;三戒焦仲卿的不冷静和言辞行为的不当,对母亲采取质问的口气和顶撞的方式——仍对家长不尊;四戒仲卿不顾身后寡母身单死活而自杀——还是对家长不尊;五戒整个社会都淡漠妇女对爱情的忠贞不二——不是你们都急着催兰芝改嫁,也不至于发生这种惨剧。如果非要说有揭露和批判,那就是这“五戒”内容,有刘兰芝、焦仲卿不以家长为尊、不以礼教为重的结果,也有整个社会不重礼教的结果。这种揭露和批判,是对作者生活的乱世现实中不合礼教现象的揭露和批判,而不是根本否定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基于历史背景和诗歌描写实际,而不是猜测甚至想当然的结果。

    综上所述,该诗的首要目的,就是对刘兰芝宁死不事二夫的忠贞之节的赞赏,尽管她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时,也批评了这两位青年男女不以家长为尊、不以礼教为重的错误,是需要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他们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封建教化在乱世社会被弱化的结果,从而导致青年男女对封建礼法淡漠无知,表现了封建乱世人们对以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为核心内容的封建正常统治不能为继的隐忧,渴望重建封建正常统治秩序和这种统治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才是对《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思想回归到历史真实的解读,是符合文艺作品“主题的产生”规律的主题思想的解读。


    参考文献

    [1]《唐弢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2]http://baike.baidu.com/view/64290.html?wtp=tt之“主题”。

    [3]《孔雀东南飞》:焦母休掉刘兰芝的原因。

    转自『中学语文网』 原文地址:http://www.zxyww.com/rjb/ges/201004/11235.html。

    [4]http://baike.baidu.com/view/32300.htm?fr=ala0_1_1《孔雀东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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