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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泽宇:精神原乡与未来图景
    • 作者:陈泽宇 更新时间:2020-11-19 03:56:57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728


    2018年之前,还在鲁西南的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县城里读书的我,微信通讯录里只有20多个好友,购物使用钞票,阅读就去书店,最多从当当网购,浑然不知现代化的大都市里“移动支付”“知识付费”“共享经济”已经蔚然成风,那些综合了语音消息、奇异表情包和视频通话的跨平台的手机通讯APP对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来说意义甚微,我们更熟稔的是短信、电话、邮件,或者早已用惯的qq电脑版,而“股市”“金融”“资本”这类耳熟能详的时代“旧词”事实上也和一个工薪家庭相去甚远。


    当我选择北上到北京工作,父母认为我进行了一场背离家乡的出门远行。隐约能感受到的,是浸淫儒文化的长辈对“父母在,不远游”的朴素信奉,以及对于我“游必有方”的深刻怀疑。我知道,尽管父母都在城市出生、成长,从未经历通常意义上的乡土生活,但乡土中国的强大惯性仍在左右着市民社会的生活与审美偏好。其实,京鲁两地的地理距离并不算远,高铁通行仅两小时。2018年春节后,我拖着行李箱在北京街头寻找合租小屋时,形形色色的行李箱轮子形成了我对这座城市的第一记忆:那些磕磕绊绊和轻重缓急的不同声响,都是一个个带着不同情绪的城市故事。但在地下等候地铁的一瞬间,我发现每个人的影子都分成两份,同时出现在车厢门和屏蔽门上,前者一闪而过,后者岿然不动,这种摇摇晃晃的影像又似乎让所有的故事重合且一致。这是真实的,还是虚无的?


    之后一天,仍在北京,公交车上一位北京中年女性突然和周围人吵起来,起初因为车上颠簸拥挤,后来逐渐开始大骂“外地人”抢夺北京人生存资源。慢慢地,她从怒气冲冲变得情绪低落,她开始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自己的经历。家住北京城,拆迁不给房子,钱被贪污了,公公婆婆一个老年痴呆一个下不了床,她想打官司法院说要调解,然后没了下文,她去上访,赶上交通管制,心里难受,这才破口大骂。一段让人心疼的经历,但并不罕见,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车上人的“笑”。那种旁观看笑话的笑,同乘人偶尔相互对视彼此一笑,或是嘲笑,或者啧啧称奇感叹后的嗤笑,甚至有听得高兴了说“真带劲”的狂笑……我想做些什么但并没有。更为讽刺的是,这一天我的目的地是新文化纪念馆,参观五四运动百年展。


    回顾以上三段,似乎游离于“文学”话题之外了,但我觉得必要,因为它确实是此刻“城市”这个词刺痛我的三片记忆。这和AI智能、人口迁徙、异托邦、例外状态、中产阶级、算法霸权、小布尔乔亚……更多参与构建“城市精神”讨论的常见字眼似乎都关系不大,但却富有生活实感,这是宏大历史进程背后的投影,又是当下“文学城市”的一块基石。必须承认,理论的大树是常青的,但生活的灰色总能提供更多意外。当然,常能听到有关“城市文学”的批评声音:场景的同质化、情绪的重复、青年作家的自我舔舐,又或者顾影自怜、水中捞月、脱离可堪实践的地方性。不可否认,把“接地气”搞成“接地皮”的写作者大有人在,因刻意设置写作难度而牺牲文学有效公共性的作品也不在少数。但其实不消多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济南地下有泉,武汉大江奔流,西安城内的道路宽阔笔直,重庆的交通则复杂得让地图导航失效,“铁西三剑客”的故事在“街道江湖”里不容易发生,潮汕人眼里地图的90%都是北中国。既然三亚的香蕉椰子无法在太原广泛种植,那么要求有一种确定的“城市文学”概念且以此作为衡量作家写作的标准自然也是天方夜谭。而且,难道“乡土文学”也是自足的概念?按照鲁迅先生的话说,乡土文学是侨寓在都市的作家对曾经生活的回望,如果必须是这样,那住在《边城》的翠翠第一个不同意,孙犁和赵树理的创作也难以解释,丙崽没有从某个广场喊出“爸爸爸”。过度执著于某个概念,抑或过度注目于“未完成”的部分,就只是沉迷于自我的想象。


    有幸的是,这种城市中的生活实感正在被作家敏锐地写下,城市化进程中更多未知的侧面和隐忧正在被作家关注。涂自强的一次次失败,汪长尺篡改天命,伪证制造者们的怕与爱,老实街人的骄傲与卑微,王亚丽姐妹的墙头圣像,李选在十字街头的踟蹰,康莲自我选择的两种结局——他们每个人的希望和困境都不相同,以及李唐、阿曼、梁豪、庞羽笔下的从自我求证世界的男男女女,郭敬明、笛安、春树、蒋方舟书写的一颗颗“镀金时代的文学之心”,都潜伏着不同的心跳频率。列举这些跳跃着的“城市中人”,并无意为文学的城市塑像,只是提供一份反证,纵使高楼大厦下埋伏了相似的时代之铁,可文学珍视的总是空气里微弱的吉光片羽。如果评论界总是致力于发现不足,或者坚信21世纪的中国城市写作要全胜于19世纪的域外之城,那多少会忽视一种后起的历史可能性并憾失更涵容的当代红利。要知道,无论哪个时代和地域的写作者,都将通过练习修辞的历史来达到历史的修辞,起步时期的未臻至善并不重要。


    相比之下,或许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信息迭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更愿意提供“精神原乡”的景观,打上莎草纸的旧色,而非跨步向前?城市不断被科技改变,日常文学怎样能剖析景观,在抵达“永恒”之前分享关于人生、关于世界的未来图景?城市文学如何为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提供一份独特方案?凡此种种,大概是文学受惠于城市历史时需要面对的难题。而我相信,要想破解这些新的“斯芬克斯之谜”,离不开的核心仍是不断反思的诚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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